大漠北虏之所以在短短十几年内重新崛起，完全受益于稳定的南北关系。南北关系稳定，南北和平，南北双方保持贸易往来，互通有无，这给了南北双方休养生息的最好条件。
大漠贫瘠，自然环境恶劣，盐铁、谷粟、工匠等战略物资和人才极度缺乏，而对中土来说，最需要的是战马，所以在南北双方贸易中，中土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中土为遏制和削弱北虏实力，严格控制战略物资的出口，违者杀无赦。但在这样一个巨大利益面前，谁不动心？于是官市暗中作假，而黑市交易更是大行其道，屡禁不绝。
在边陲地带，河西和代北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中土上上下下的“眼睛”都盯在这两个地方，监察御史也是往来奔走，明察秋毫，一旦查出贸易违规，惩罚力度非常大，人头横飞，所以这两个地方主要是官市贸易，私市交易也在官方的严格监督之下。当然了，律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再说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势力和地方豪门世家的利益都要兼顾，地方官府和地方镇戍军的利益也要兼顾，有财大家发，在彼此默契配合的基础上，各显神通而已。在中央而言，考虑到官府、军方、豪门世家和豪商巨贾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考虑到南北贸易背后事实存在的不可遏止和不可控制的贪腐，有时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否则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查一大片，必然会影响到东都政局、边陲镇戍和南北关系。
当年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兄弟偷偷卖武器给北虏，被人发现，东窗事发，立即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朝堂上两大政治派系大打出手，结果保守派惨败，高颎、贺若弼等一大片功勋大臣死于非命，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然而，这种正常的官方贸易肯定满足不了北虏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战略物资的巨大需求。十几年前，突厥人从分裂和战乱中“爬”起来，虚弱不堪，十几年后，他们不但恢复了元气，还再度统一了大漠，还积极谋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大突厥汗国，可想而知他们需要多少战略物资，但这些战略物资从何而来？战马和牛羊他们可以自己蓄养，但盐铁谷粟怎么办？
中土盛产盐铁谷粟，只有从中土才能获得这些战略物资，而获取的手段无非两种，一是贸易，二是战争。战争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不到万不得已或者没有绝对致胜把握情况下，不能发动战争，只能通过贸易。
贸易也有两种手段，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合法贸易包括官方贸易和私市贸易，其中官方贸易是主要手段，而私市上南来北往的商贾因为交易品种和交易数量有限，只能做为官方贸易的补充，但中土不可能无条件无止尽地提供战略物资壮大对手，所以总的交易量还是控制得非常严格。
北虏无奈之下，只能拓展非法贸易渠道，通过边境走私和黑市交易来获得更多的战略物资，于是燕北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燕北不但面对大漠北虏，还面对霫（xi）、奚、契丹、室韦等东北诸虏，而中土与大漠北虏、东北诸虏之间都有利害冲突，三足鼎立，彼此矛盾重重。中土和大漠北虏都想赢得远东之利，而远东诸虏则乘机玩起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把戏，脚踏两条船，顺风倒，两边渔利。当时中土尚未做好东征准备，于是故意纵容和默许燕北的黑市交易，以走私贸易为手段，行离间分化之事实，蓄意激化大漠北虏和东北诸虏之间的矛盾。
这个主意的确不错，但需要人去执行，而执行的人一旦忍受不了利益的诱惑，与虎谋皮，与狼共舞，大行贪婪之道，那就完了。结果中土人掉进钱眼，为一己私利出卖灵魂，出卖国祚，而大漠北虏和东北诸虏则将计就计，用一箱箱的金银财宝换回一车车宝贵的战略物资。
战略物资的走私，而且还是大批量、长期性、有组织有计划的走私，需要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没有官方和军方背景根本做不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燕北及其周边的豪门世家理所当然成为燕北走私市场上的主力军，近水楼台先得月，博陵崔氏正是其中重要一员。
当然，这种事见不得光，豪门世家不会承认，地方官府和镇戍军也不会承认，就连北虏和东北诸虏都不会承认，毕竟这种事一旦曝光，不但在律法上会受到严厉惩处，人头落地，在道德上也会受到谴责，身败名裂，另外南北贸易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幕后的黑手”们都“闷声大发财”，把所有的风险都推到了具体执行者的身上。而那些由地方豪强、地方小吏、边军戍卒、汉虏商贾、盗贼、马贼组成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边境走私团伙，为利益所驱使，铤而走险，各种手段齐上阵，无所不用其极。
东征爆发后，燕北走私更为猖獗。东征的讨伐对象主要是高句丽和公开支持高句丽的靺鞨人，为了确保东征的顺利进行，中土就要最大程度地稳定南北局势，为此必然拉拢和抚慰大漠北虏和奚、契丹等东北诸虏，甚至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比如扩大双边贸易，减小对边境走私的打击力度，于是燕北的走私在“大环境”的保护下越来越严重，而随着走私利益越来越丰厚，这条“利益链”上的人也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肆无忌惮，已经严重危及到了国防安全。
当前南北形势对中土十分不利，圣主和中枢极有可能不惜代价、不计后果发动第三次东征，以延缓和阻止南北大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