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上，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裴世矩不动声色地说道，“不出意外，东都那边很快就会传来叛乱平定的捷报。”
圣主心领神会，却明知故问，“何解？”
裴世矩指指西京奏报，“代王没有提到东都局势，也没有提到叛乱逆贼，只说西北危机，可见平叛已进入尾声，已稳操胜券，西京的精力已全部转向西北，他们急切需要圣上的支持。”
裴世矩“点到即止”，惜字如金，一个字也不多说。
高处不胜寒，裴世矩看似权势倾天炙手可热，实际上冷暖自知，若想做成一件事，其中之艰辛难以言表。在外交战略上，裴世矩是绝对权威，但是，因为受制于保守和改革的激烈斗争，为维护圣主和中枢的整体利益，他不得不在外交战略上做出一次次妥协，结果因成功经略西土而取得的外交上的大好局面很快就丧失殆尽。
当然，这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圣主和改革派。如果第一次东征大捷，实现了全部预期目标，中土在南北关系上取得了更多优势，圣主和改革派巩固和增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改革的阻碍迅速减少，那么东都理所当然要兼顾西土利益，即便不会加大在西土经略上的投入，最起码也要维持目前的西土格局，以武力对峙来保证长久结盟，如此便对东。突厥人形成了夹击之势，中土在南北关系上便能占据更多主动。
然而，事违人愿，第一次东征惨败后，形势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便完全颠覆，过去数年经略西土的成果丧失殆尽，而随着第二次东征失利，中土元气大伤，拱手把逆转西北危机的最后机会也彻底断送。
现在中土已经没有能力在西疆发动反击，面对吐谷浑人的复国，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面对西域诸国在西突厥人强大实力威逼下纷纷倒戈背叛，也只能忍气吞声。目前中土所能做的也就是坚守伊吾、敦煌一线，以确保河西的安全；坚守西平、河源一线，以确保陇西无忧。但以目前西疆镇戍现状和东都对西疆的支持力度来说，即便是完成这个“底线”目标，也是十分困难。
所以裴世矩借助这个机会，公开、正式地劝谏圣主，必须面对事实，勇于承认错误，及时纠正错误，迅速调整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千万不要失了芝麻，又丢了西瓜，以致两头落空，一无所获，自陷绝境。
但裴世矩顾忌到圣主的“脸面”，再加上他本人也是中枢最高决策层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发动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的决策上虽然提出了异议，但也没有坚决反对，没有投出反对票，最终还是支持了中枢决策，所以今日中外困境的出现，与他也有直接责任，因此他也不能打中枢的“脸”，打自己的脸，所谓的劝谏实际上就是某种暗示，如果圣主不同意，佯装听不懂，那也就权当没说。
“朕给了他们足够的支持。”圣主微微皱眉，忿然说道，“西征战果累累，而为巩固和扩大战果，东都理所当然要给西疆以全力支持。然而，朕的支持，最终得到了什么回报？短短半年时间，阿柴虏（吐谷浑）的残余军队不但攻陷了且末和鄯善，还横扫了西海，威胁陇西，为什么？朕想知道，当阿柴虏发动攻击的时候，河西卫府军在哪？陇西大军又在哪？难道河西卫府军不知道当他们退出西域的时候，也就等于放弃了对西域诸国的保护，直接把西域诸国推进了突厥人的怀抱？而陇西大军退出西海，等于再次陷西北镇戍于两线作战之窘境，我西北军不得不再次与西北诸虏激战于陇西和河西两个战场。”
圣主很愤怒，言辞很激烈，但还是控制了情绪，没有公开指责西京不作为甚至是失职，也没有公开指责西京有蓄意制造西北危机来威胁中央之嫌疑，显然迫于现状他不得不妥协了，但这个妥协很有限。
裴世矩暗自叹息。圣主故意发脾气，实质上是避重就轻，不愿承认中枢在西土经略上所犯的错误。
西土经略的核心环节就是与西突厥结盟，而无论从葱岭以西的三国争霸之局面，还是从葱岭以东的三强逐鹿之形势来说，当前都是双方结盟的最好时机。另外西突厥的射匮可汗雄才大略，胸怀大志，他和他的牙帐都把目光放在葱岭以西，把突厥人的未来都放在广袤的西方，所以西突厥乐于看到中土与东。突厥“两虎相争”，这有利于他们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全力对付波斯人，避免两线作战，因此西突厥对结盟中土抱有相当大的诚意。
依裴世矩乐观预测，只要中土诚心诚意结盟，双方互利友好的局面最少能维持十到二十年时间，直到西突厥人与波斯人的战争结束之后，而中土有了这么长时间的和平发展，国力必然强盛，甚至有可能已经击败东。突厥，已经吞并整个西域，已经拥有了臣服西突厥人的强大实力。
然而，因为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越来越激烈，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圣主和中枢在国防和外交大战略上的决策。
他们发动了东征，借口就是大漠北虏正在迅速崛起，已经威胁到了中土安全。因为要东征，当然减少了对西疆的支持，西土经略就此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而与西突厥的结盟也因此基本上流于形式，没有诚意，没有实质性的合作。
对西突厥人来说，他们乐于看到中土东征，不管中土是打远东诸虏还是与东。突厥正面冲突，都有利于西突厥人控制西域，利用西域建立起牢固的阻御中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