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达认为，李子雄和白发贼没有理由拒绝这一建议，除非他们居心叵测、别有图谋，当然，如果他们别有图谋，那他们就是心腹大患，没有丝毫价值，朝廷就不能给他们以任何支持。这是原则性问题，不容妥协，不能退让。考虑到南北大战越来越近，必要时候，当机立断，干脆直接兵进安州，与突厥人正面交锋，由涿郡留守府来完成牵制和削弱突厥人的任务。
圣主看完这份奏章，没有任何喜色，脸色阴沉，心情极度恶劣。
前来呈送奏章的内史侍郎虞世基看到圣主脸色阴郁，眼神无奈而失望，当即意识到段达做了一件错事。
段达这一对策的确可行，毕竟有李子雄和白发贼冲在前面，中土拿下安州的阻力已无限减少，段达渔翁得利，功劳唾手可得。然而坏就坏在这里，段达明摆着要抢功劳，他的私心还是重了，胸怀也不够大，气魄也不够，才智亦有欠缺，不知道是因为被李子雄和白发贼联手欺骗了，恼羞成怒，还是因为做为圣主的绝对亲信，推翻前太子杨勇的首席功臣，不但迟迟进入不了核心决策层，甚至就连中枢最高决策层都进不去，心里失落着急，控制不住，看到功劳就想抢，已经饥不择食了。
然而，就这件事而言，恰恰证明圣主睿智，段达的确没有进入中枢最高决策层的资格，他的智慧、胸襟和德操都不够，不堪大用，做个封疆大吏都勉勉强强，更不要入主中枢了，实际上他的能力也只配做个禁卫军统帅。
目前中土内忧外患，内忧严重，外患更严重，就算圣主第三次东征成行，并取得胜利，也是治标不治本，救急不救命，既解决不了国内政治上的两京对峙之局，缓解不了改革和保守的激烈矛盾，也解决不了东、西两部突厥对中土所形成的夹击之势，延缓不了南北大战的爆发，相反国内政治危机越严重，南北大战爆发得就越快。
国内政治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改革和保守之争，就是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现在改革进行到了一定时候，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已经严重影响甚至损害到了贵族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主要是以豪门世家为代表的掌握最多权力和财富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个矛盾不可调和，不可解决，已经到了激烈对撞和爆发的时刻。为什么动用人力物力财力较少的西征成功了，而倾尽国力的东征却失败了？原因就是西征之时，改革和保守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双方还能合作，而到东征之际，改革和保守的矛盾彻底激化，双方反目成仇，大打出手了。
既然国内政治危机在国内解决不了，怎么办？当然就是发动对外战争，转嫁矛盾，然后以对外战争的胜利建下武功，以武功来加强皇权，加强中央权威，然后以绝对实力击败政治对手，以强权来继续推进改革，一劳永逸的解决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化解国内政治危机。
所以圣主需要南北战争的胜利，需要开疆拓土的武功，但就目前国内外大势而言，中土没有赢得南北战争的绝对把握，圣主需要更多时间进行战争准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方方面面的准备。
从这一目的出发，圣主需要赢得东征的最后胜利以挽救中央权威，需要委曲求全的与西突厥建立联盟，需要忍气吞声的与大漠突厥人维持稳定关系，但中土是东、西两部突厥的共同敌人，而东、西两部突厥则是同根同源的亲兄弟，关键时刻，东、西两部突厥联手夹击中土很正常，中土必须做好防备，必须想方设法离间东、西两部突厥，必须竭尽全力利用一切手段遏制和削弱东、西两部突厥。
此刻，李子雄和白发贼的收复安州之计，可谓神来之笔，恰好帮助圣主解决了遏制和削弱大漠突厥的难题，同时给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和取得东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最好条件，所以圣主接到齐王急奏后，态度非常明确，一切以中土利益至上，不论李子雄和白发贼是什么身份，也不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更不要担心因此而造成的可能存在的未来隐患，只要他们收复了安州，混乱了东北，牵制了突厥人，给中土赢得南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更多优势，那就支持，无条件支持，倾尽全力支持。
中枢核心决策层也是这个态度，机会难得，战机更是稍纵即逝，只要李子雄和白发贼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土，那就坚决支持，切莫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该抓住的机会一定不能错过。
结果段达却在紧要关头出了个“妖蛾子”，要有条件支持李子雄和白发贼，要求他们把盘驻在飞狐的叛军全部撤进安州，名义上是稳定幽燕局势，实际上就是挖了一个抢功劳的大坑。
段达判断李子雄和白发贼肯定会答应他的条件，实则不然，从李子雄和白发贼的立场来说，双方没有信任，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竭尽所能影响甚至控制长城内外局势的发展，因此他们留在飞狐的叛军就成了一颗上佳的“棋子”，这颗“棋子”运用好了，对中土官方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制约，双方即便没有信任，也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