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尚书令、检校河南尹、辽东抚慰大使、齐王杨暕率军抵达怀远镇。
宇文述、郭荣、李景、薛世雄、崔弘升五位大将军联袂出迎。
依照圣主诏令，齐王在东征统帅部的官职是辽东抚慰大使，实际承担的是监军职责，并参与机要，参与决策，另外齐王还有统兵权，有战场指挥权，如此一来，在圣主没有亲临指挥的情况下，东征统帅部的权力分配就复杂了，这让远征军的正副统帅宇文述和郭荣头痛不已，倍感棘手。
齐王身份尊贵，是圣主唯一的嫡皇子，虽然至今未能坐上储君的位置，但皇统之争的内幕只有权力高层知道，在大多数人的眼里，齐王就是太子，就是中土未来皇帝，再说如今他因开疆安东有功而荣升内史令，进入中枢核心层，明显就是圣主在有意栽培，由此向外界传递的讯息是，圣主正在为他入主东宫铺路，只待时机成熟，必定一飞冲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齐王的目标也是如此，他要入主东宫，要成为中土之王，为此他要赢得父亲的信任和器重，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想化解父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但需要时间，更需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对国家、对父亲的无限忠诚，而开疆安东的成功给他指引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为国家舍生忘死，为父亲排忧解难，于是打赢第三次东征，就成了齐王必须征服的高峰，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齐王雄心勃勃而来，但他并没有盲目自大，亦不敢忘乎所以，政治上的重大挫折，还有这几年困窘局面下的“左冲右突”，让他饱受锤炼，各方面都迅速成长起来，这从他果断放弃联合飞狐叛军夺取燕北控制权，就能看出来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站在齐王的立场来说，如果他与安州的李风云、飞狐叛军里应外合，在长城内外形成三方呼应之势，以此来胁迫圣主和中枢做出妥协和让步，公开走上与圣主对抗之路，实际受益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举着他的大旗行不轨之事的那帮居心叵测者，他的未来依旧不确定，甚至更悲观。李风云的“画饼”很可能是毒药，不但不能“充饥”，反而会害死他，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以损害国祚大利，甚至以危害统一大业来为居心叵测者谋利益？
同一件事，立场不同，看法、观点和利益权衡亦是大相径庭，李风云、李子雄和李浑所要谋取的，认为有利可图的，并不一定就是齐王所需要的，对齐王有利的，所以两者在同一件事上所采取的对策完全不同。
在东征这件事上也是一样，看上去大家利益一致，都要赢取东征的胜利，但齐王谋取的是灭亡高句丽，是开疆拓土的功业，是自身利益，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当然牺牲的都是别人的利益；宇文述和郭荣谋取的是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战果，是否灭亡高句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确保三年东征所获得的远东霸权，是国祚利益，所以此仗只要逼迫高句丽投降就行了，根本不需要打得鲜血淋漓，损兵折将，毕竟第三次东征是政治需要，伤筋动骨划不来，而即将爆发的南北战争才是军事必须，才是倾尽国力的一战，为此必须最大程度保存卫府现有实力；至于李景、薛世雄和崔弘升，他们做为卫府统帅和豪门贵胄，要兼得军方和家族利益，所以他们的立场是保守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够灭亡高句丽最好，若条件不具备，那就退而求其次，不败就行。
正因为各方对东征有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导致统帅部高层在攻击之策上再度发生激烈争论。
齐王在认真听取了东征准备工作以及统帅部初步拟定的攻击之策后，当即提出质疑，“安东军在哪？李平原在哪？为何在你们的攻击部署中，没有安东军的身影？”
宇文述、郭荣面无表情。李景、薛世雄神情严峻，目露厉色。崔弘升目光游离，不知想什么。
齐王知道白发贼的真实身份，正因为如此，他才被李子雄和韦福嗣说服，与其秘密合作，结果短短时间内，他就获得了自己所需要丰厚的回报，然而，这个回报不符合李风云的利益，与李风云的预期背道而驰，于是两人“分道扬镳”，李风云不想被齐王所拖累，齐王亦不想被李风云所裹挟，两人的秘密合作随即中止。
但是，圣主不知道两人“分道扬镳”了，即便知道也不相信，为防患于未然，理所当然要想方设法打击两人，而这正是圣主诏令齐王和李平原参加第三次东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齐王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他的对策很简单，充当打击李平原的急先锋，只要重创乃至消灭了李平原，他不但帮助圣主铲除了隐患，还向圣主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可谓一举两得。
只是，眼前事实告诉他，他的愿望可能落空，东征统帅部根本不愿接纳安东军队，甚至在攻击部署上，都没有考虑安东军队，这说明什么？说明安东军队可能不来怀远镇了。
李平原是什么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此人物即便跳进东征战场这个陷阱，也会留下退路，而如今东征统帅部竟然公开表示不欢迎安东军队，甚至还会在粮草辎重等诸多方面设置障碍，这不正好给了李平原贻误不至的借口？而更严重的是，如果因为安东军队的贻误而影响到了第三次东征，统帅部岂不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其祸？
齐王望着宇文述，等待这位东征大军统帅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