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升决定要大力反腐，不仅因为大明火炮厂很需要银两，孙传庭和吴三桂等将领也需要军饷，这也是他要推动大明中兴、实行新政的需要，京城那帮腐儒文臣，还有自私自利的皇亲国戚，早就应该收拾了，旧人不去，新人难来，况且天下百姓苦辽饷、新饷、练饷很久了，如果再不改革，老百姓也没活路了，只有跟着李自成造反了。
等这一天，袁嘉升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一个月前的那天深夜，袁嘉升就把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叫到了平台。
骆养性的父亲骆思恭是万历四十四年到天启三年的锦衣卫长官，骆养性虽非理应承袭骆家的指挥使世职的长子，却也因荫以锦衣卫百户出仕。崇祯皇帝任命骆养性为左都督衔执掌锦衣卫，并加太子太傅之虚衔，对他颇为信任。
袁嘉升把骆养性叫到了平台，问他：“朕平日待你如何？”
骆养性跪在地上，说：“臣世受国恩，皇上待我也恩重如山。”
“那么，你就是这样报答朕的恩情？你看看这些，你可认罪?”袁嘉升把十余封大臣的奏折扔在了骆养性的面前。里面除了有御史，还有内阁大学士魏藻德。
骆养性捡起来奏折一看，头上直冒冷汗，奏折里全是大臣弹劾骆养性贪污受贿的内容，他战战兢兢地说：“臣弹劾周延儒，得罪人了！”
“你是得罪了满朝的大臣！”袁嘉升说：“不过，朕准备再给你一个机会。”
“为皇上效命，死而后已。”骆养性说。
“不用死而后已，朕只是让你重振锦衣卫的雄风而已。”袁嘉升说：“想一想，当年朕铲除魏忠贤的阉党，不应该把东厂和锦衣卫都荒废了。朕最近才体会到太祖当年设立锦衣卫的睿智。朕从禁军和京营里挑的三千矫健男儿，你也可以调用。”
袁嘉升反思崇祯皇帝的失败，觉得他荒废厂卫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没了锦衣卫和东厂，崇祯时期大臣可以擅杀节将，皇帝得不到实情，下达的命令也往往没人执行。崇祯临死前说“百官误朕”，这都明显说明崇祯的意图难以执行。就拿贪污一事来说，崇祯皇帝自己很节俭，但李自成入京之后，却发现崇祯朝官员贪污了数以千万的金银财宝，官员怎么会如此大量的贪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
朱元璋虽然是乞丐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但他是个有大智慧的开国皇帝，他痛恨官员贪污腐化，深知政治最重要的核心在于权力的平衡。天下是朱家的，朱家人当然不会贪污自已家的，但是其他官员就不同了。朱元璋实行地方三司分离的制度，初期有效保证了权力的平衡，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地方三司间长期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平衡监督也难保证。特别是三司统一于巡抚之后，更谈不上平衡和监督了，御史还有点作用，但御史止于上书，没有任何权力，随着内阁的权力扩大化，文官集团内部自我监督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这时只能靠锦衣卫。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实质是利用锦衣卫监察百官，锦衣卫为皇帝刺探百官动向，是监督和调查百官有没有贪污、反叛行为的机构，官员每天吃了什么，见了什么人，甚至一晚上跟妻妾几次朱元璋都能知道。对官员来说，这样的机构坏极了，最好没有。对皇帝来说，这样的机构就很重要，是皇帝的耳目。
实际上，明朝自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以来，从来没有对百姓执行过一次镇压任务，他们的任务是针对百官。东厂是明成祖朱棣对锦衣卫的工作还不完全满意，进一步建立的情报组织，他们的监察对象，除了百官还有锦衣卫，但东厂没有执法权，行动时往往要锦衣卫配合，世人把两都联系在一起，称“厂卫”，相互监督。
“厂卫”实际上是大明官僚体系有效运转的柱石，是皇帝的耳目和手脚，皇帝意志的执行者。东厂立的神像，是民族英雄岳飞。总的来说，除了个别时期，在两百多年里，厂卫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也保证了明朝政府机构的顺利运转，所以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也没大事，天启皇帝热爱木匠生活，天天干木匠活，大明朝也能平安无事。
袁嘉升得知，崇祯皇帝搞垮魏忠贤后，因为厂卫和魏忠贤的特殊关系，极大缩减了厂卫权力和职责，锦衣卫几乎退化成了皇帝的保镖，东厂几乎荒芜，于是他控制不了百官集团了，举报有人给权贵送了礼，文官集团一去查，一般就成了“查无此事”，比如有人举报袁崇焕送礼给钱龙锡。
袁嘉升觉得，厂卫失势，崇祯就已经失去了对官僚集团的控制权，皇帝的意志和方针实行不下去，对此，崇祯以不断更换首辅的方法试图摆脱困境，但是屁股决定脑袋，原来听他话的官员，一放到内阁首辅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崇祯不断更换首辅最后必然是以失败告终，实际上，大明的厂卫失去了自己的职权，没有了耳目和手脚，他根本无法控制百官。于是百官成了经商集团代言人，最富的人不用交税或缴纳很少的税，最穷的农民反倒要负担全国的主要税收。于是，明朝的财政破产了，离政治破产也不远了。
崇祯临死说“百官误朕”，实际上是自己造成的，官僚集团完全失去制约，自己无力控制朝廷。所以，崇祯是明朝最节俭最勤政的皇帝，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亡国之君，实在是因为他失去了耳目，管理能力太低，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