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升要着手征收商业税，不仅因为大明水师缺钱。他提拔阎应元当兵部侍郎后，还重建了南京火器局，把孙和斗和孙和京给调了过来，这火器局也需要大把的钱。他虽然是皇帝，但是没钱很多事也办不成。
南京火器局的前身是南京兵器制造局，历史悠久，明太祖朱元璋建造的，在南京城的北面，占地一百余亩，里面作坊就有三十多个，比北京城的兵器制造局规模还大，有五六千名工匠。
袁嘉升重启了南京火器局，任命孙和斗、孙和京为南京火器局主事。孙和斗和孙和京的年纪虽然比孙和鼎小，但两人也都有二十年火器的研究经验，加上聘请的一些洋顾问，很快便恢复了往日的雄风。兵器制造局里，每天都叮叮当当生产长枪、弓箭、铠甲、盾牌之类的冷兵器，都有独立的作坊。但是南京工部的拨款极少，原来工匠们没有事做，又发不上俸禄，就都回家去了。
袁嘉升命阎应元派人按照花名册将南京所有制造火器的工匠全部召集回来，火器的生产必都恢复，管理制度和匠人们的薪水，都按照北京城火炮厂的经验复制推广，汤和步枪、崇祯大炮也在这里量产。
过了四五天，工匠们被召集回来，南京火器局重新开业，阎应元跟袁嘉升汇报说：“南京的火器生产已经全面停工近两年，工匠只召回了大约六成，三千人左右。”
“能找回这么多的工匠不容易了。”袁嘉升道：“经费朕来想办法，在江南开征商业税就势在必行了。”
开征商业税这件事，袁嘉升在北京城时就交代给太子朱慈烺了。只是他真是太嫩了。钱谦益这种东林党人随便抛出几句“征收商业税是与民争论，非圣君所为也”“殿下若是强征重税，江南必乱”，太子就被吓唬住了。
袁嘉升知道，要在江南征收工商税，东林党党魁、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是绕不过去的坎。
所谓“东林党”，是封建社会的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但是在明末，东林党是一个近乎公开的组织，在江南士大夫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几乎就是南方商贾的代言人。
说起东林党，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顾宪成，万历二十二年，他被削去官籍，回到故乡无锡，和弟弟顾允成一起，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非常有名，原本是宋代大儒杨时创立。杨时可能不太有名，但他有一个很牛的学生，大家都知道，叫朱熹。
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宣布继承杨时的衣钵，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时，胸怀道义而不被朝廷征用的士大夫喜欢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郁郁不得志的他们仿佛找到了知音和归宿，争相前来，一时间竟然“学舍至不能容”。
讲学之余，东林党人喜欢议论朝政，褒贬执政的大臣。
并且，他们点评政治人物很极端，只有两个用词：“君子”和“小人”。标准就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是君子，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都是小人。
东林党人最大特点，就是从不讳言“党”及“朋党”，常以“吾党”自称，乃是“同道”、“志同道合”之意。
东林党人以江南士大夫为主，靠遍布全国的东林书院笼络天下读书人的心。东林党人的书没有白读，骂人的功夫都十分了得。不论是市井歌谣，还是朝堂上的上疏，被盯上的人，名声立马顶风臭十里。
东林一党，还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标榜气节，崇尚实学，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镌刻在各地东林书院的正门口。
所以钱谦益不好惹，工商税，不好收。
但袁嘉升知道，工商税不受不行。
东林党人满口道德文章，却是“文人误国”。这些人不知道民间疾苦，讲起大道理一套一套，实践起来却是误国误民。正因为有了东林党，在明朝后期，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任何明朝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必然遭到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看来，仅仅是说国家要以农为本收税。
明代张居正改革税收，重点也是想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税。结果张居正死后，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把持了朝政，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
这样一来，江南工商业发达，却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税收，一遇天灾更食不果腹，最终被逼造反。
北方农民的生活水深火热，江南的行商坐贾们的生活，确如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他的故事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情形——西门庆涉嫌偷税漏税。因为按照明朝税制，工商三十税一，已经算很低，西门庆还要启动关系网，用银子行贿，偷税。
没有商业税来源，大明国库空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所以，袁嘉升决议要在江南推广征收“工商税”，这关系到了大明能否中兴！
那天在南京武英殿的朝堂上，议论完朝政，袁嘉升突然开口对钱谦益说：“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朕昨晚就做了一个梦。钱大人学识渊博，能否帮着解梦？”
“皇上，你所梦何事？”
“朕梦见江南之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我大明人人美其服，甘其食，乐其居；朕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