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型军队的建立，萧轩当然思考过很多。事实求是的说。近代历史上建立新型军队的时候，可没有太过苛刻的兵源挑选条件。“革命必须自愿”也会在战时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遇到“事有从权”，可是仅仅只靠自己一个了解基本工作方法的人，而不是一大批拥有一定近现代思想意识并掌握足够方法的人，在建设完全不同新型军队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走上什么样的弯路。
近代的中国，首先是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庚子战争外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事实让很多人都认识到了中国的国力和列强的差距是多么的悬殊。如果走正常发展的道路，向着西方式的社会模式迈进，身为落后而弱小国家的中国在没有不少近代穿越架空那样可以随意操作列强态度的金象腿的情况下，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成为一个不掌握氢弹技术也没有真正大国地位的“富裕国家”。小国寡民式的小幸确与幸福，完全要仰仗西方的鼻息。
如果要成为一个富裕而且强大的国家，那就不可能抱着仇俄反苏的态度。因为俄国乃至苏联是近代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西方秩序挑战者，也是因为自己的弱势唯一真心希望而且能够让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大国的国家。至少不让自己在挑战中处于孤立。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精英都表现出了正常社会不会有的自觉和牺牲精神。
可是在明末，就是后世的一些人也根本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东西方差距有多大---当然东西方的差距也确实没有二十世纪初那么大。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危亡意识的情况下谁也不敢保证类似的套路效果会打多少折扣。
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了保证军队建设的效果，乃至建设出一支真正可以和巅峰时代革命军队野战主力相提并论的力量方面，就必须在其他方面精益求精，以远强之的兵源成分来弥补各方面的不足。
可以庆幸的是，虽然此时京城的防守还处于险象环生的危机之中，力量的对比看起来并不是十分有利。然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远远没有民国时代革命那样恶劣。把这个时候晚明的整个东方统治阶级卖了，恐怕也搞不出依托五亿人口的全面军阀化外加近代军事影响传入带来的二百万上千个团的堪战野战兵力，并且让这些野战兵力还都具备如同抗战内战蒋军及其他军阀普通部队那样三五成级别的伤亡承受力。
中国的古代历史上，也从来不曾出现过二百万人普遍堪战的情况，即便是战国后期，同一时间段往往也不过那么一两个大国的动员兵还算勉强堪战罢了。
这个时代还没有无线电，还没有清朝的时候人口扩散，李自成率领几千精兵可以安心的在深山老林里练兵，神出鬼没的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而在航空兵侦查、有线电报网、军用团以内的无线电广泛普及的“黄金十年”这根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萧轩也曾经大致的以历史上的战例乃至自己了解过的一些情况认真的推算过：从有关的一些战斗详报和一些大拿提供的军史资料来看，就算武器配置差距不大，苏区时代的一般革命军队野战力量相比普通蒋军及二流军阀也应该有五倍左右的弹药火力差距。解放战争才因为种种原因缩小到对手一半左右的炮弹或火力。如果不是扩军发展中的兑水部队和对方碰，而是真正合格的野战主力，一倍兵力可以和七倍兵力的对手势均力敌，如苏中七战七捷或鄂豫皖第三次反围剿，最差，也是一倍兵力可以和三倍兵力的敌手势均力敌。如豫中之战前的华东。如果自身在武器装备火力方面不仅没有劣势，反而相比对方的平均线占有一定上风，那么原本集中三倍兵力才能打的歼灭战会变成一半或者更少的兵力就能打了。战略上以一敌七就会变成以一敌三十五，如果在训练和武装上相比对方的平均线占有很大优势。以一敌百也不是不可能。这样算起来，一千五百人左右的团规模的革命化军队，足够在这个时候的东方起到足够的战略作用了。如果有五千精兵，横扫天下都成为了最重要的资本。在这个年代，这其实也并非如何的匪夷所思或不可能。十七世纪的古斯塔夫核心精锐不过几千精锐步兵而已，而纵横东欧的波立联邦所依靠的波兰翼骑兵也不过几十个核心联队四五千左右总人数而已。一破几十到百级别的战例虽然罕见，但也并非完全不存在。
当然，这些都是以理想化的情况来估计。为了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达到精益求精的至少营团规模的革命化新型军队。在兵源的选拔准备方面萧轩当然也做了很多工作。仅仅是山东过来的那些新移民中，就有几万份思想汇报让数千人的教导旅官兵中的千余骨干们花费了不少时间才完成了多个层次的甄别。最终从家庭出身、身体状况、个人经历选拔出了要求最为苛刻的一百名“种子新兵”
这一百名“种子新兵”不仅要求丧父丧母没有太大的家族牵绊，还必须有过严重的个人不良经历，正所谓“苦大仇深”。在社会矛盾远比民国突出的多的晚明，最不缺少的就是这种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人了。因此仅仅是这些标准也不够，还必须在身体上也没有太大毛病，并且在之前的作战中也表现比较突出才行。同时，为了最大限度的节省时间，不花费太大时间浪费在扫盲上，这些人还都必须是之前的“拼音扫盲”中成果比较巩固的人。这几个条件累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