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一天还有些不太相信战局会变化的这么快的孙承宗，当得知城西的溃败的时候再权衡再三之后终究下达了撤军的命令。曹文昭、尤世威等人虽然还觉得有些遗憾，不过袁可立、毛文龙等多少有些脑子的辽东军文官统领却觉得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敌军那伙强悍的军队接连两次所展现出来的表现，已经让大军在京城取胜的机会再次失去了。
“我军难道就这样撤退了？其实我军还可以在城外建立大营，城外我军本来就有这些月以来修建起来的比较坚固的大营，这样，京城的敌军或许也不敢轻举妄动，轻易袭击我军，毕竟在这个时候对方虽然拥有少量精锐，可是要是主动进攻也未必能讨的了多大好。。。”毛文龙的提议是在城外的后方大营所的方向上留守十万大军防备的坚固据点以牵制守军兵力，掩护精锐主力后撤，可这归根结底还是在战略上打算放弃了。
曹文诏觉得自己还有足够的机会建立更大的功业，并且整个京城内的守敌虽然名义上拥有的兵力超过十万，可也不过是极少数精锐加上大量勉强堪战的炮灰了。利用在通州及外围一带的守城，通过自己在练兵方面的才能耗死对手或者至少赢得突围脱困的能力还是很容易的事。
在下达了继续从辽东乃至山西方向增援过来一些骑兵之后，孙承宗终于下定了决心再展开一次猛烈的进攻之后全军撤退的决心。
就这样，在旧历十月初五，曹文诏率领的战略集团首先趁着河流还没有完全断流的情况乘船撤向通州，随后孙承宗和袁可立分别率领两路数万人左右、包括大部分精锐骨干的兵力分别向南面乃至东面撤退。
发觉到城外的敌军有展开撤退的迹象之后，孙应元提议全军以志愿营为先导展开反攻，萧轩却拒绝了这种提议，直言不讳的说道：“志愿营之前接连不断经历两次大战，纯损失都已经过半，不经过几个月的修整和恢复，很难再如以前那样投入作战的。敌军要退就让其退去吧。在战斗力的发展方面，敌军与我军应该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萧轩的说法当然有其客观上的足够理由和依据，在正常的情况下一支像样的队伍如果在一次大战中纯损失过半，没有少则几年，多则十年的时间是决然恢复不了元气的，越是精锐的队伍往往越是如此。因为在这个年代真正拥有惊人战斗力的顶级精锐无一不是自少年时就开始培养，不知花费多少心血才形成的精锐。所谓几个月就能恢复战斗力的说法，都显得有些相当惊人了。
然而萧轩却从孙应元等人的脸上看出了一丝不安，这种身边人的不安自己早在以前就感觉到了。不过萧轩也并不奇怪：恐赤症在近现代都不奇怪，更别说这个时代自己身边的这些将相佳人，毕竟不是谁都有二战及以前的美国统治阶级那样的“政治自信”：你公有制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不通，建国初期我都可以援助你，不让你夭折，看你宴请宾客，看你楼塌了。
为此，萧轩也觉得应该通过志愿营中一些人之口，让很多人了解到什么是“大同世界”是不是指在现有的生产力与技术条件下“共惨”“均贫”或者顶多人人都只能过上现有生产力条件下富裕地带勉强糊口的“小康”而已。也不介意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还算朴实的大同社社员实言相告。处于某些考虑，现在的萧轩在要不要“严守党的秘密”这个规则方面还没有想清楚。毕竟时代不同，以军队正面战斗力碾压为主要手段的情况下，一些规矩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结果，萧轩是很难预料的，如果那样，还不如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话说清。在萧轩看来，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农民军在更严酷的环境下要比闻香教发展的成功，“以诚相待”“不搞欺骗”是其他民间宗教最难以相提并论的地方了。
十月初七，距离东直门并不算太远的志愿营临时营地上，进行了一整夜紧张夜战演练的官兵们在上午的时候除了值班的人以外回营休息了。提前轮流训练完毕的二十一名大同社社员及八十多名预备社员则聚集到了萧轩的身边，召开例行会议和政治学习。政治教育和学习对于寻常军队来说或许可以说是多余的，因为让大多数和平年代的平庸军队成为一支意识形态军队根本就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可对于可以用战场来淘汰出那些平庸的俗人的时代来说，却或许有那么一丝可能。
萧轩以前的看法觉得社员扩张速度不宜太快，不然会消化不良，后来感觉这个想当然的扩张规律其实并不是适合于在有充分的兵源条件和战场检验条件的结果。在整个志愿营及教导营之前的作战中，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跟一连相提并论，不过却也有一些敢于牺牲、勇敢战斗的人。在战斗中轻伤并且有所战绩证明的人都成为了大同社社员，再加上之前的教育让很多人明白社员不是官员或官员预备役，可能在以后不仅没有多少特殊待遇的同时还会有更大的付出，其中的成分做为预备社员来说并不可能太差。
“。。。大同要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所谓的大同要义abc。。。我在之前大致的讲完了。关于为什么大同社会和天下为公必然会实现，不知道，还有没有同志有什么理论上的的疑问没有。”因为之前的功课做的还算足，再加上本来就是自己加工出来的理论，因此即便在一个时辰以上的讲课之后，萧轩依旧显得底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