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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刑讯的过程并没有萧轩想象的那样困难，毕竟以保护特殊利益而存在的人群可不是武侠中的死士，更不是为了理想大浪淘沙加入进来的革命志士，大部分情况下再未动刑和初步刑讯的时候就放弃了对抗的意识，较寻常重犯人员还要软弱许多。虽然有很多提供的信息并不十分全面和准确，但在拥有足够的人力进行核对与准备的情况下还是大致的锁定了一些脉络。
就这样，在崇祯八年临近冬季的时候，一场大规模的清洗展开了。从苏州乃至杭州的不少豪门望族到甚至萧轩身边的一些亲卫乃至外情线上的不少人几乎都有波及。
这也多少让萧轩有些吃惊。毕竟，自己的行为最多可以算的上是“大规模改良”还没有上升到真正意义上革命的程度，可即便是这种走向全面健康与法制带来的“改良”在一些人眼中也无异于亚于一场革命。事实上，不仅仅是这一次大规模的检举奖励计划，还包括之前数年里积累下来的不少矛盾也都在这时候暴露出来。
当清洗开始波及到江东以外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很多人再也坐不住了。各个曾经参与英雄外城附近集会的势力在没有做好造反准备的情况下此时此刻也只能仓促而动。当然更多的方式是以民间起义的名义。革命军主力和志愿部队主体内有不少忠于中央的人，从下层一直到中上层，大同社在正规军队内的影响力也让公然的大规模兵变造反变得困难了许多。
就这样，刚刚安定下来的整个海内又开始烽烟遍地，从江东到广东再到西北，总计三十多万私兵上百股人马构成的叛军一时让不少省区都陷入了动荡之中，刚刚平定了海外的大明突然之间似乎有了一种隋末迹象。
田秀英乃至田弘遇等人，乃至周大勇还有外人并不知道姓名的内外情总负责人一下就成为了各路反叛势力的众矢之的。在透支积蓄和家底之后，反叛的大军很快就增加到了百万之众，并相继攻陷了上百个县城，十多个府城，乡村的实际控制区面积就更大。
萧轩则早有准备的以一名替身在中央庄园外发表临时演讲，虽然参加的人仅仅只有南京一带的英雄外城民兵武装和核心志愿部队内的数千军官，可演讲的“官印稿”却在随后并不算长的时间内传遍了江东乃至江东以外的军内及全国各地。
“敌人的反叛因由并不是因为所谓的礼与道义，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变革中不可避免的一些冤情，而是因为丧失了违背平等与公平原则下的法制之下营营苟且，谋求不正当私利的空间。他们期望所获得的利益应该不是来自于贡献、生产或经营管理乃至决策方面的劳动，而是依托于巩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的长期保证。只要那些期望通过官商勾结乃至技术剽窃乃至一点儿地方上的特权就可以称王称霸的食利阶层不受到根本而长效的遏制，几千年以来世间的停滞与无数的悲剧就不会改变。。。”
在演讲中，萧轩并没有运用太多传统意义上的形容和煽情，也没有适应传统檄文的儒家主义文言文风。萧轩当然很清楚，这些话不是对那些在文化上就选择了旧文化的人来说的，而是对从文化立场上就已经选择了新文化的人来说的。如果自己依靠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进行这样的动员，毫无疑问就对彻底的文化革新埋下了诸多隐患。
几十万分官印演讲稿乃至相关的特刊报纸几乎是早就有所准备，因此在很短时间内就送到了各地的官兵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许多选择观望态度的各地军管会武装也不得站队选边。武装冲突以越来越广泛的规模愈演愈烈起来。
这几个月以来，以万余户检举“英雄”为核心的五千人左右的组成的“英雄旅”也在这时完成了武装和训练，装备了大量正规骡马乃至上百五百斤到千斤身管重炮，以水路为基础开赴各地展开了督战行动，并以大队群配合外出志愿旅抽出的团规模的力量完成整编。
这样一来，在志愿部队并不进行大规模调动，仍然有相当留守兵力的情况下叛军在各地愈演越烈的态势开始缓慢下来。
当然，即便如此，仅从兵力上说，因为革命军主体仍然要在海外广大地区执行治安战任务，海内隶属中央直辖的兵力仍然相对薄弱。经过一个多月的较量，仅仅是江东乃至珠三角一带的叛军开始肃清，仍然拥有百人规模上下的叛军开始渐渐在中西部渐渐集结起来，似乎有以天竺乃至东南等地为退路依托的打算。
也就在这个时候，带有官方印信的通告通过外情乃至军令部门再一次大规模的传播开来，当然是针对叛军展开的大规模诱降计划。凡是能够在战场反戈一击并取得十将百人以上可检验首级的人，都可以按照斩将依据品级二百两到三千两黄金不等，斩首二百到五百两银子不等的规模予以封赏。并且还会获得战场起义七成以上的收益，驻英雄城。
这样一来，新的内乱和冲突很快就在刚刚完成了集中的叛军内部愈演愈烈起来，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减少了各地沿着要道展开进攻的平叛大军的压力。
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东部各省的叛军就被逐一压缩到了川陕乃至临近周边一带的一些地方。因为粮饷不足，即便就地劫掠也似乎远不能满足需求，起兵反叛的各路武装在这时也不得不“精兵简政”放弃了很多曾经跟随自己的人，兵力也由巅峰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