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六五年，韩、赵、秦三国易地后，天下再无新的大事发生。各国都是安分守己，与民休养生息。就连一直蠢蠢欲动，试图离间秦、韩两国的赵国在失败了两次后，似乎也接受了如今的现实，转而安心发展。
公元前二六四年三月，楚、越两国爆发了小规模的冲突，但由于弭兵或者说韩国的威势，两国皆是保持了克制，向韩国寻求调解，没有引发两国直接的兼并战争。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两国原本以浙江（古时候一条河的名字，非浙江省）为分界线，相安无事。但因为上一年的冬天少雨，入春后也无一场雨水，浙江南北两岸皆是干旱成灾。没有水，种下去的庄稼就不能成活，没有粮食，百姓的生活就无以为继。所以，自然而然地，浙江就成了两岸百姓眼中可以￥≧n￥≧活命的唯一水源。
最先行动的是楚国，毕竟，浙江北岸沃野数百里，关系着数万百姓的口粮，南岸越国的耕种面积还不及北岸的一半，楚国远比越国要着急得多。百姓们在江东郡官员的指挥下，在浙江上游开凿了一个渠道，因浙江水浇灌田地。如此一来，下游的越国就有意见了。
楚国的田地集中在浙江上游北岸，越国的田地集中在浙江下游南岸，楚国在上游这么分出一条支流，导致原本水量就不多的浙江径流量大减，可供越国使用的水量变得太少。
矛盾就这么产生的，越国先是派人前往吴郢（即吴县），要求楚国堵住沟渠，以方便越国引浙江水灌溉田地，楚国好不容易缓解了旱情，自然不愿意。但楚国的态度也算“客气”。提出了一个基于“公平”的建议，那就是越国也可以在浙江的上游，挖开一条沟渠。但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浙江的上游南岸是会稽山，想要引浙江水到下游，绝不是越国可以承受得起的。何况，时间也不允许。
越国眼看着地里的庄稼一天天青黄下去，也是急了，百姓们被怂恿起来，越过浙江捣毁了楚国开挖的简易沟渠，许多庄稼被淹死。楚国这才意识到越国不好相与，想到了向韩国求援！
韩王派遣征南将军乐乘将兵一万，前去解决此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乐乘手上得到了完美解决，乐乘在浙江的上游、下游各布下五千大军。镇守沟渠口，约定每半日开/关沟渠，如此，楚国、越国都能有半天的时间独享浙江水。楚国、越国找不出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加上时间也不等人，各退一步，接受了韩国的方法。
和南方的旱灾不同，北方却是暴雨连连。中原地区还好一些。雨水只能是略微充沛了一些，邯郸郡、代郡这些偏北的地方则雨水淹坏了不少庄稼。好在这阵雨水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否则，大半个北方要颗粒无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燕赵两国想要挑事也是有心无力。
公元前二六三年，整个华夏可谓风调雨顺，各国的仓廪都变得很充实。或许是因为今年是弭兵之盟生效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各国的使者开始奔走，有的是为了想要继续延长弭兵的时间，有的则想要在结束弭兵。
五月份的时候，在韩国的支持下。越国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的准备，一举吞并了弱小的闽越国。无论是东越国也好，闽越国也罢，都是越国分裂出去的，东越国被承认为正统，加上实力远超闽越国，以有心算无心自然一举功成。…
至于弭兵的约束问题，因为闽越国地处偏远，又不为中原各国承认，就连楚国也不认为越国在开疆扩土数百里，百姓增加三四万户的情况下，能对自己造成什么威胁，这件事也就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七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那就是燕王宣布册立年仅八岁的公子喜为太子。册立太子这种事情，纯粹是一国内政，公子喜为燕王后所生，又是嫡长子，也无可厚非，但燕国在这种微妙的时刻的微妙举动，就惹人遐想了。
原因就在于燕王后的另一个身份是赵国长公主，如今是弭兵的最后一年，燕王春秋鼎盛，不过而立之年，完全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册立太子。燕王却偏偏这么早就册封太子，莫不是在传达一种信号，那就是燕、赵要结盟了？
齐国是最放心不下的一个，如果燕赵果真结盟，那齐国就将面对燕赵两国的巨大压力，除了依附韩国，齐国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齐国惴惴不安地派出使者前往洛阳，想要探一下韩国对自己的态度，结果是令齐国满意的。韩国虽然没有允诺什么，但却让安平君田单返回了临淄。这无疑是一种信号，那就是韩国绝不会放任齐国被燕赵两国吞并！
送别田单前，韩王对齐国使者轻轻说了一句“安平君乃齐国忠臣，不用可惜”，直接的后果就是没过半个月，齐国宣布以田单为左丞相，后胜为右丞相，秣马厉兵，整修军备。韩国则提高了齐国质子——公子假的待遇，韩王更是邀请公子假前去北苑狩猎，宴请数次。
对于秦国太子子楚，韩国虽然没有更加优渥，但也增加了照料子楚起居的奴仆，加上韩国调派了大量的青壮修筑郑国渠，秦国也不担心韩国会和自己撕破脸皮。
秦国也曾派人前去洛阳，试探韩国对是否继续弭兵的态度，却没有得到韩王的正面答复。没有办法，秦国只能通过韩国大臣，旁敲侧击，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其他大臣皆是不言，唯有御史大夫范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