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听了这些话，眉头紧皱起来，问道：“你的意思是说，中国人还觊觎我的埃及？”
法佐认真点头：“这是毫无疑问的，那里是东方进入欧洲的最近道路，尊贵的陛下，您要知道，在古老的时代，还曾经有一条法老运河，沟通红海与白海（奥斯曼对地中海的称呼），您认为贪婪的中国人会放弃直接把船开到欧洲的航路吗？”
苏丹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奥斯曼这一次与中国的停战，是不是不明智的？”
法佐却是摇头了：“野心这种东西，必须要与实力相匹配，中国人觊觎埃及是肯定的，但同样，难道陛下不想重新建立在黑海北岸和哈萨克地区的统治吗？中国人现在的实力不具备直接占领埃及的程度，不然这一次战争他们就会立刻行动，而只是在阿拉伯海一带进行有限度的骚扰，转而进攻马斯喀特那种小地方。
所以，奥斯曼和尊贵您要做的就是强大起来，只有强大才能让敌人不敢有野心，而目前的奥斯曼，需要的是一场改革，穆斯塔法没有这个意愿，更没有这个能力。”
苏丹道：“法佐，你有这个意愿，继承自你的父兄，你的父亲和兄长一直都希望让奥斯曼改革，这一点我很清楚，但现在我要的是稳定，所以穆斯塔法必须继续担任大维齐尔，至于你说的改革，曾几何时，我们因为向西班牙学习使用火器，而被称为火药国家，那是改变了奥斯曼命运的道路。
现在，想要改革也必须要有一个学习的对象，那就是中国，法佐，你去埃及吧，去那里遏制中国的人野心，并且学习了解他们，终有一天，我会把大维齐尔的位置给你的。”
“是，尊贵的苏丹陛下。”法佐低头说道。
在法佐与苏丹讨论着奥斯曼的未来时，李君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城市享受着惬意的生活，陪伴他左右的是索别斯基这位波兰的国王，虽然中国与波兰军队从未并肩作战过，但李君威仍然与索别斯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索别斯基是一位军事型的国王，他对帝国远征军的一切新式的军械都感兴趣，而且他也是一位浪漫与博学的男人，对鞑靼人的城市和一些艺术品都很感想去，当然二人的友谊之中，相同的爱好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事两个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
虽然李君威的扩张行动让帝国与奥斯曼、俄罗斯的关系反反复复，最终彻底和平下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国对帝国的退让更多的是因为战争的失败，俄罗斯在一系列的战争之中失去了西伯利亚地区、北高加索及顿河与伏尔加河的下游，失去了对哈萨克草原的影响力失去了对土尔扈特部落的掌控权，失去了里海和通过高加索南下的通道，还有完全‘失去的一年’，实际上俄罗斯才是这些战争之中最大的受损者，而他们还要承担起奥斯曼帝国最前沿的威胁。
而奥斯曼失去了克里米亚汗国这个最大的附庸和对黑海的霸权。唯有波兰，什么也没有失去，反而因为战争夺回了波俄战争之中失去的部分领土，获得了第聂伯河东岸的新土地，解决了世仇鞑靼人，获得黑海的出海口和更多哥萨克的效忠，索别斯基已经可以称得上波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了。
更关键的是，索别斯基致力于维持现有的局面，他甚至没有借着俄罗斯衰弱要回上一次战争之中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这一点与帝国的态度完全相当，维持现有的格局成为了两国的共同认知，显然这一点针对的不仅是奥斯曼，更重要的是针对一个蠢蠢欲动，已经在崛起的俄罗斯。
当然，李君威与索别斯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而这一点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就是宗教问题，天主教是在帝国境内是与天方教一样被针对的宗教，这对索别斯基这样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一开始李君威答应他保护克里米亚半岛那些非天方教徒，包括哥德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得到了李君威的支持，索别斯基还以为他的态度在软化，实际上只是李君威对少数族裔的包容性而已。
更重要的是，克里米亚这些被包容的族裔，多是东正教而非天主教。
帝国对于东正教的开放和包容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就是帝国境内已经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东正教徒，在北高加索主要是沙赫尼部下的哥萨克们，而在西伯利亚地区，尤其是俄罗斯新割让土地的地区，东正教徒更多，不仅有斯拉夫人还有许多皈依的当地土著。
虽然在帝国与俄罗斯签署的《莫斯科条约》之中，明确要求所有的俄罗斯人和东正教徒必须迁移到俄罗斯领土境内，实际上这根本无法执行，原因在于莫斯科的沙皇给不了这些边民好的安置条款，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抛弃的产业和土地不会得到补偿，相反，莫斯科当局也不会给他们多好的安置，第一批返回俄罗斯本土的人只有当农奴或者在城市里乞讨这种毫无尊严和自由的出路，而沙皇仅仅是把其中一些编列进了射击军这样有军饷可领的军队，实际上边境地区的贵族拒绝更好的条款，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农奴投靠。
这直接导致了西伯利亚的东正教徒选择表面上放弃信仰留下来，实际上，在确定了新的统治者不会进行屠杀之后，大部分人选择了留下来，这群人至少有十五万，甚至可能达到二十万，真正离开返回俄罗斯的只有一些贵族和商人。
除了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