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郭璞才俊辞艳，思维飘逸，名列晋朝中兴第一；他的《南郊赋》蔚为大观，而《游仙诗》凌云似仙。庾亮撰写章表，思虑缜密，文辞通畅；温峤笔记书札，遵循事理，清新顺达，他俩堪称文人墨客中的能工巧匠吧。孙盛和干宝，都擅长编纂史料，虽然各取所需，但都遵循《尚书》中《典》《训》体例，所以看似各立门户，其实文采家风相似。袁宏立意高瞻远瞩，却因过度卓越超群，而显得偏颇乖离。孙绰诗文遵循玄理，虽然中规中矩，但却寡淡无味。殷仲文在《南州桓公九井作》中坦荡出来“孤兴”情调，谢混于《游西池》里荡漾“闲情”风韵，他们尽管吹散了盘踞文坛已久的“谈玄”浓云，但在他们的诗文中间，却依然显而易见着残云缥缈。所以，尽管他俩被视为开辟文化新风的先锋闯将，但他们的作品还是不能尽如人意吧。
至于刘宋一朝的文人雅士，他们的诗歌文籍同样繁多而鱼龙混杂，由于时代较近，影响深浅，不言自明，也就没有必要逐一甄别了吧。
纵观东汉的文学才干，和西汉时期相差无几。晋代文坛，基本与建安文学可以媲美。但是，在曹魏时期，文学家热议话题和崇尚目标，则是汉武帝“元封”时代；而刘宋以后，类似的文艺高论，反而多是汉末“建安”话题了。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这两个时代，都特别崇尚文学和招贤纳士，而是“时势造就人才”的道理，古代和今天都是一样的啊。
总而言之：人才难得太玄乎，性格不同异禀能；但逢一朝崇文艺，遍地丹青遗后生。汗牛充栋莫徘徊，有涯无涯贵自在；任凭春花迷望眼，秋收何愁没果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