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诗歌发展源流,其中的变化进步,即便不是一目了然,依然可以显而易见。归纳这里面变化的一些相同与不同的特点,也就不难把握各个阶段文化潮流的风气特质和主流方向。大致而言,典雅温润的四言诗,应是诗歌走向规范的标志,而五言诗的音调平和,以清冽华丽见长,虚实简繁均可适用,以至于文人雅士,偏爱有加,推崇备至。像张衡抓住了四言诗的典雅,而嵇康汲取了四言诗的温润;张华凝集了五言诗的清冽,而张协发挥了五言诗的华丽;至于兼容并蓄且能得其精气神者,应属曹植、王粲,而偏长一端并能胜于蓝者,首推左思、刘祯。然而,在内容形式上,尽管诗歌存在一定的规矩方圆,但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却因人而异,自然各取所需,贵在随心所欲。所以在他们之中,能够达到面面俱到和融汇圆通者,实属凤毛麟角。恰恰如此,任何事物一旦通透其中的难点所在,随之简单易做,反尔迎刃而解了,此即“知难行易”者也;同样,若轻率认定诗歌创作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随即而来的必定是举步维艰的困境,即“知易行难”也。再者,像三言诗、六言诗和杂言诗,源头也可归入《诗经》中间;还有拆字诗,根本在于满足图谶的需要;回文诗,则是道家故弄玄虚的幽冥演示;联句诗,不过就是延续了《柏梁台诗》的体裁……总之,类似这样一些在字数、形式、内容上,或繁或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却同样是寄情言志的文章,都可以划入诗歌范畴,也就不再赘述了。
总而言之:亿万民生兮,生而有志兮;志而咏歌兮,歌文载册兮。诗发三皇渐成风,流落“二南”始达功。天理人情贵自然,政教艺术尚自由。盖世华章不间断,文采风骨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