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争论，张璟也是午后在军器局听到的。
不过，虽然张璟对于东林党人早有猜测，知道他们绝不会轻易让熊廷弼起复的，但还真没想过他们会胡搅蛮缠成这样。
虽说历史上，熊廷弼起复是东林党同意的，但那也是东林党的权宜之计，毕竟党内无人可派了，就是起复熊廷弼，东林党内部可也是走了一番波折的，也不是立即就同意的。
终究，辽东经略这个位置，但凡有点想法的人，谁不眼馋？
后来，正经东林党人出身的王化贞的出现，不就验证了这事？
东林党人毫不犹豫把他们刚刚提拔来的熊廷弼架空，转而提拔王化贞了，这才之后的广宁大败。
总的来说，熊廷弼入京后第一次朝会还不错，起码东林党人没能一言堂把这事压制，当然，这里面熊廷弼最应该感谢的，自然是方从哲了。
张璟想都不用想，能这么无形之中，摆了东林党人一道，还差点让熊廷弼起复成功的人，不是方从哲，还能是谁？
毕竟，方从哲早和张璟打过招呼，甚至还将姚宗文等人介绍给过他，而他话里也透露了些他要和熊廷弼合作的意思，所以这么一想，这件事的背后指使，也只能是他。
只是，方从哲当时说过要张璟去保姚宗文等人不丢官，张璟从现在朝局来看，似乎现在根本也扯不到他们的罪名，也不知方从哲是怎么想的，大概是希望张璟帮忙，能为姚宗文等人，多上一层保险吧！
张璟心里如此想着，真是要感谢大明的言官制度，否则，以他现在的能量，还真不知道他该怎么去救姚宗文他们。
毕竟，姚宗文他们，身为东林党人的政治死敌，一旦朝会上姚宗文他们的罪名被确定了，张璟毫不怀疑这些东林党人会使出不择一切的手段，把这些非东林党人，一个一个的打倒。
而这就是明末的党争，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这样相争的结果，自然相当惨烈——失败者几乎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想到这里，张璟对于言官制度高兴的同时，也是恨死了这制度。
毕竟，若是没有这制度，真实历史上，大明出现党争的可能性，就会少得多了。
言官，在大明可有其他的好称呼，又称“谏官”“谏臣”，以向皇帝“风闻言事”、“直言规劝”为主要工作内容，职业就是反映问题，说对了有赏，说错了也没关系，不必承担任何“妄议”的责任。
当然，言官并不是朱元璋首创的，这东西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
只不过，官职叫法不同，春秋时期，齐国有“大谏”，赵国有“司过”，其实都属于言官性质。
而战国时期自沉于汨罗江的屈原，他屡次向楚怀王提出反对意见，其实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与世风格格不入，而是因为他所担任的楚国“左徒”一职，也属于言官，向君主提出意见，实乃他的职责所在。
之后，历朝历代，皆设有言官。
汉朝有谏大夫，唐朝有左右拾遗，左右补阙，宋朝有司谏，正言，后又设置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统管，名臣包拯，就曾“知谏院”，以言官之便，多次dàn hé权贵，并由此获得了皇帝的赏识。
以往，对于言官，如果是毫无证据的“妄议诽谤”，朝廷和君主还是会治罪的。
不过，到了宋朝后，因为朝廷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了宋朝延续的根本。
再加上，宋太祖建立宋朝，曾在建隆三年，立下誓约。
誓约里的内容共三条：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
第一条誓约是宋太祖因为欺负柴家孤儿寡母，夺了柴家江山，害怕受更大骂名而立誓做好人外，那第二条誓言便是提升文官和其言事的。
其中，明确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杀大臣和言官，否则必遭天谴。
这誓约后来自由宋太祖设立开始，便一代一代帝王，不断向下传承和延续，直到宋亡。
不得不说，因为这誓约，宋朝士大夫过得很高，言官也很幸福。
然而，也正是因为言事的“不需要负责任”，等到宋朝变法时，言事就成了改革派和旧有既得利益者的互相dàn hé的利器了。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言事就是如此，它可以让君主广开言路，不受奸人蒙蔽，但也可以成为党争的主要工具，宋朝如此，而到了明朝，发展的更加彻底，党争也更加激烈。
开国皇帝朱元璋设立的明朝言官，其成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品级不大，权力不小，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市井传闻，大到皇帝小到草民，看不惯就上朝奏报。
而且到了这时，言官只负责上书，对与错由皇帝自己判断，错了也不用负责任。
哪怕你说的只是你心里瞎想，没有实际事例证明，也都不需要你负责，简单来说，你想到什么，就能给皇帝上报什么，甚至有理有据的去骂皇帝，都可以。
而朱元璋之所以赋予言官这么大的权力，也是因为明朝初年，功臣勋贵满朝，朱元璋需要鼓励言官不断告状，好让他有理由去查功臣，达到他铲除功臣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