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文康打电话告诉文军，他想听听文军的看法。文军听了非常的赞同，言语之中透着一种兴奋，他说应该让父母想想福了……他问文康：“钱够不够用如果不够他这里拿！”文康说：“够了！刚卖了稻子，卖了一万多块钱呢！”文军说:“父母的事是大家的事，父母到了这边，也就是我们俩个人的事，这样大哥，我出一半3000元怎么样”
文康开心地笑道：“”也行，父母叫我把文贵接过来，开支大！”文康叹了一口大气，“唉！还叫我把满月接过来，我才不愿意接她呢！接过来又要跟父母争吵，家里不得安宁……”
文军说:“大哥呀！父母都跟我说了，你该把大嫂叫过来了，总该有个家呀！”文康对满月可谓是充满了痛苦，他逃避到这边，本想和满月一刀两断，可是在法律上他们还是夫妻，本来对他来说，他清心寡欲，生活条件稍微好些或坏些，他并不是十分在意。可是满月在意，为了钱她什么都干，她的父母包容她的胡作非为，也显出了他们丑恶的嘴脸。
文军劝文康说：“其实大嫂这人还是不错的，她就是爱慕虚荣，生活条件非要比别人好才安心，大哥你在这边生活条件提高了，保证能收住她的心！”文康觉得满月是这么一个人，生活条件好了，可能真能好好过日子。他说：“好的！以后过来，我不会说她什么的。”文军说：“好！”然后他们又说了些别的，挂了电话。
人们似乎对文康很是同情，觉得他这么好，应该有个妻子照顾他，可是他的妻子呢？文康总是说他妻子在老家，马上要过来了，别的再也不肯说了。家乡人怕他难堪，说得也模糊，反而使满月透着神秘。当地人巴望她能过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反而使文康非常的痛苦，有点丑媳妇终要见公婆的味道。他多么想满月是那样的好，和他一起多么的风光，让人们羡慕不已，他想起来就淡淡的忧伤。
他又给满月打了一个电话，说：“把孩子接过来教育，可能教育质量要好些。”满月同意了，她说：“我和父母联系，和他们说明情况，你去带，我可能明年才能过来。”文康明显听出她的口气软软的，好象变了。文康深深地叹了口气，人不到一定程度不回头啊！回了头失去的人格再也找不到了；想到孩子，心中又升起了一股暖流，看在孩子份上，他先把他接过来再说吧！他随后就办这件事情，决定托熟人，他出车马费，把孩子带过来。
说来凑巧，他一打听，文峰表弟的姨父张某要回去带父母。张某原来在老家的镇上和文康是熟悉的，而且和满月，满经理都很熟。因为他曾在老家的镇上当过会计，前几年祖国改革，镇政府和乡村干部精减，他被精减了下来；他和文康的境遇一样，只是文康先下来，他晚几年下来。他倒也没什么怨言，他在这边打工已经有两年了，这次准备把老家的事情处理好，全家都搬过来。巧得是他搬过来住的房子，就在隔壁两个村，离文康家并不远。天赐良机，请他帮忙带文贵，再好不过。文康听文峰一说，立刻请文峰跟张某打招呼，自己又亲自买礼物去他家一趟，张某欣然应允。
一切安排好后，文康在以后的这两天里，心情兴奋异常，出来这么多年了，一直没见过孩子，说心里话也怪难受的，也不知道孩子长什么样了
接着他又找队长，文康希望听听队长的意见，能帮他安排孩子过来读书的问题，他们的户口还没办理好，申请早就托队长交到了镇上，钱也交了。
队长说:“政策还没下达，派出所工作人员说，全镇有几百户都压在那需要办理，到时候会通知我们，只有等待了。”文康说：“孩子过来读书，是不是还要什么手续。”队长说:“这种事我办过，必须叫你儿子在老家学校过来的时候，打个转学证，就可以到这边读书了。”不过队长说：“现在国家政策又有新规定，就是在外打工的民工子女，也可以就近而读，和当地孩子一起读，不再多交钱和繁杂的手续，到时候我陪你到村委打个证明，就可以直接带着孩子去学校报名。”
文康非常高兴，他说：“孩子可能语言上不通，还是复读一年比较好！”队长说：“如果成绩好就应该这样，适应一下新的环境，打好基础……。”
文康说：“孩子成绩很好。”这是上次文康打电话，满月告诉他的，成绩一直在十名以内，虽然不是三好学生，每年都有奖状。这让文康想到自己小时候，成绩一直在三五名之内，有些相象如果和他一样，将来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他就放心了，这使他更加迫切想见到孩子文贵了。
文康想到孩子那年出生，他说不出的开心，父亲更是高兴，说自家又传到了一个后。他们商量了一天郑重其事地给孩子起名，最后才决定给孩子叫文贵，希望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富贵……。
队长告诉他：这边的孩子，至少一半能考上大学，他叫文康放心，将来一定能考取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文康满意地回去了。
转眼十多天过去了，文康那天到车站接孩子的时候，他激动不已。他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面对孩子，按理说山里的孩子十二三岁该懂事了，孩子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呢？他会不会恨他离开自己，而冷漠和存有芥蒂？作为父亲给的关爱太少，孩子缺少父爱。但每个人心中肯定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