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学院的学生一向非常有野心，因为作为他们的标杆的前辈都是某种意义上改变世界，最起码是改变对世界认知的男人——嗯，也有几个女人。
所以在学术上，大家作为范本接触到的都是教科书上的先例。哪怕是最起码的经验公式，都有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假设和假设的逻辑推论上的。
因此还没有正式写论文的学生对于所谓的论文的内容，也有不切实际的拔高的幻想，最最起码也应该是某个公式体系下的有趣推论。
因此，在经济学的领域，我延续了这种狂妄，觉得没事干随便弄一两个整体分析框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更不要说是针对中国自己经济的部分内容的整体框架。物理学里讨论一个三体问题的逼近解的小尝试背后，是整个牛顿力学体系呢！
不过，你要让我非常系统地阐述政府部门因为自己的利益原因介入市场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影响——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也做不到。
这世界上有两种做判断的方式：一种是基于最广泛的原始资料，分析和综合，从中整理概括出基于现实情况的事物发展的现状及动力，然后判断其趋势，来作为预测和指导；另外一种是完全凭直觉，仿佛做选择题，在预设的答案里面直接猜——当然，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也许他实际上搜集情报、分析整理、做出判断的过程在脑子里不自觉地完成了，人的脑子有时候也好像黑匣子，他自己也说不出来自己判断正确的理由，于是归结于自己的直觉。
一般来说，这两种判断方式会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出现，第一种是王道，第二种算是邪道。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天才，无论是王道还是邪道，就是能够老是做出正确的判断。
第一种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主席同志，他的选集里面做政治判断和战略决策的文章简直就是王道运用到了极致的范例。
我虽然不是什么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但是我也自诩自己在某些方面有点鬼才，在一些肤浅的印象下，能够直觉地判断出结果，或者抓住事物的要点。
这种直觉在写论文的时候，没什么用处，因为数理论文需要坚实的基础和逻辑推理。猜测的结果没有证明过程毫无意义。
不过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论文的写作上，这种直觉还是挺有用的，起码在搜集材料上能够直接从结论出发去寻找材料，提前有了方向和框架，就节省了许多时间。
高老师惊讶于这一点：我这个外系的来指导她怎么写论文，居然特别有效率和效果。
这自然不全是因为我的直觉和天才。
或者可以这样说，某个领域的熟练工们做事情囿于本领域的种种陈腔滥调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就是往往一个带着科学的思维的外行都能够提出许多新东西——所以只要这个领域的工作人员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并且能够把外行的意见翻译成本行业的术语，就往往能够形成新突破，乃至造成巨大的理论创新。
所以严格说起来，我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一是实习的时候，在微观的某领域意识到了“霍布斯的利维坦”在经济生活上的重要性；把这种部分的利维坦的力量推广成为范式；如果说我在高老师的论文上还有什么其他的贡献的话，那就完全是因为高老师自己的谦虚态度了，毕竟我们学校对我们的学术训练培养了基本的逻辑和推理能力。
说实话，写论文这件事情倒是能够暂时让我们回避掉纠缠于我们内心的情感问题。
而每天的工作又能够消耗掉我的暑假的无聊时光，避免我胡思乱想。现实真的是一本蕴意丰富的书，你戴着什么眼镜就能找到什么内容，这一个月的实习经历让我学到的东西比我大学四年学到的东西更有用——我当然不是宣扬读书无用，毕竟这些实习能学到的东西都站在学校教授的东西的肩膀上。
这样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和高老师讨论论文，时间过得充实又有意义——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到明确摊牌表白的地步，也足以让我们彼此认为对方是自己心目中特别的异性朋友了——彼此能够随意地去对方家拜访。
我们的关系也处在高教授的密切关注之下，虽然我们之间关系密切的方式对她来说，实在是有些难以想象。
一个月的实习结束的时候，潘总让会计给我按照三倍工资的标准计算了报酬，我拿到了六千多元的报酬，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虽然只够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高教授一再劝我跨专业报考他们经济系的研究生——大概是她从她妹妹那里听够了我是如何“神奇”，但是我已经拿定主意不再“苟且”于象牙塔校园，因为在这里呆久了我几乎要被磨掉“社会性”了。
这期间，我对我姐姐所做的唯一一件略带“侵略性”的工作就是告诉她我和高老师之间关系很好，我们两个虽然没有挑明，但是也许实际上正在谈恋爱。
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旁敲侧击，既用于测试她对于我这个弟弟的感情，也用于测试她对她和王兴林之间的关系是否有长期的规划。
因为如果我和高老师之间确定了关系的话，那么我和高老师，我姐姐和王兴林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死结，这个死结从一般的观点看，无论怎么样都会以某一对的分手成全另一对的，而且搞不好，鸡飞蛋打，四个人双双分手。
但是结果让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