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们不知道总司令为什么青睐汤化龙，但是总司令的这个姿态很清楚的表明了一个道理：此次征川之战，绝非是湖北“入侵”四川，也不是革命派“吞并”立宪派，总司令不是为自己打地盘。
所以，川人可以放心了，至少，立宪派可以放心了。
除了议长和省长的人选之外，其它民政各部的主官也都由赵北推举，为了照顾四川民意，各部主官大多都是四川本地人，就连被共和军俘虏的一些前清官员也都做了军政府的官，比如原川东道朱有基，投降之后就做了地方自治会会长，重庆知府钮传善做了重庆市长，巡警总署杨体仁投降后是被委以重任，当上了川省警察厅长，统管全省警政。此举果然赢得四川缙绅信任，共和军所到之处，各地前清伪官纷纷“反正”，投入革命阵营，西征军征集粮草、夫役也变得容易了。
虽然这些伪清官员的留任被一些人批评为革命立场不坚定，但目前来说这是稳妥的处理办法，旧势力的交替不会一蹴而就，何况是这种战乱局面之下，依靠这帮地头蛇的势力，共和军能够短的时间内稳定地方，而且能够减轻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快结束四川战事。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政治游戏，必须赶北方完全平静下来之前结束四川战事，共和军的主力不能留四川，湖北永远是总司令关注的重点方向，历史已经证明，单独割据四川的势力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国家统一事业的，湖北才是总司令进取天下的跳板。
四川情况与湖北不同，这里深处内陆，不如湖北开化，立宪派力量和守旧派力量很强，但另一方面，这里的革命力量也很强，“戊申革命”之前，同盟会就已四川策动了几次会党起义，虽然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但却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这里的袍哥头目不少都是同盟会背景，如果赵北四川采取强硬革命立场的话，打击守旧势力的同时，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也必然会迅速崛起，以现的共和军力量，无法保证将其控制住，所以，目前的情况下，控制四川的好手段就是平衡战略，要让守旧势力和革命势力保持力量平衡，只有这样，总司令才能上下其手。
现治理四川，应该以怀柔手段为主。
当然，作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仅靠怀柔手段是不够的，要想将底层民众和开明缙绅拉拢到自己一边，这必要的霹雳措施也必须到位，满清的苛捐杂税要废除，旧的人身依附关系要取缔，贪官蠹吏要加紧清理，满清势力要扫荡干净，鱼肉乡里、只知道土里刨食的土豪必须扣上顶“劣绅”的帽子，建设家乡的开明缙绅、实业人士则应该予以必要的奖励……这些事情不仅是共和军要做的，也是省议院的议员们关心的。
“此次我军入川，非是以川人为敌，实乃与满清余孽为敌！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市井百姓箪食壶浆，缙绅耆老牛酒劳军，军民一体，戮力以赴，扫荡旧势力，建设四川！……我看来，川省目前急务有二，一曰废除苛捐杂税，改善民生，二曰修建铁路，改善省内与省外之交通。”
赵北议院里侃侃而谈，很快将话题集中到了铁路建设上。
庚子之后，清廷举办政，各地官员纷纷倡议大修铁路，目的有二：一为转运各地土货，二为官员中饱私囊。清廷顺应大势，为修铁路不惜加重厘捐、大借洋款，为防路权落入外国之手，士绅纷纷上书请求允许各地绅商自办铁路，收回路权，早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就已奏请开办川汉铁路，由四川自酬资金五千万两库平银，修筑一条从成都直达武汉的铁路，闻知消息，留日四川籍学生法部主事蒲殿俊的主持下广为筹措资金，认购川汉铁路股份，他们的带头下，四川商民无不踊跃认购路股，被随田征收路捐的百姓也没有捣乱，如此一来，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已从民间募得一千余万两白银的民股。
川汉铁路一开始就是官办，除了分红之外，股东没有任何权力。官办必然导致弊端丛生，铁路公司的各级主管都是拿银子捐来的候补官员，上任之后无不以中饱私囊为己任，因而募股五年以来，铁路未见修好一寸，可修路的资金却日益短拙，不是被人拿去放了高利贷，就是被川督挪用，做了别的事情，认购了股份的商民无不痛心疾首，纷纷陈情川督，请求将铁路公司改为商办，修改集股章程，赋予股东权力。面对舆情，四川总督锡良只好将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将官股卖出，变为商股，不过随着锡良的调任，此事就此搁置下来，赵尔巽督川之后，本来是打算继续募集商股的，不料“戊申革命”爆发，共和军横扫湖广，威胁四川，此时军事第一，自然就再也顾不上铁路的事情，而且为了筹措军费，赵尔巽还大肆挪用存官钱局的商股资金，虽然没人知道到底挪用了多少路款，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修建似乎是指望不上赵尔巽了。
湖北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