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的说，由于亲爷爷死的早，爸爸没有机会得到父爱，母爱来的更多的是冷漠、训斥与嘲讽。
爸爸十一岁的时候，我的亲爷爷，爸爸的爹爹就撒手而去。他没有留下遗言，更没有留下遗书，就把头挂在猪圈门梁上上吊死。这么一说，对于爸爸在这种生活状况下依然能表现出人类博爱的光辉，我感觉这本身就是奇迹。
爸爸说很多人都没有注意亲爷爷的生死，还是天快黑，奶奶去废弃的猪圈拿劈材做饭才看见的。可怜的爷爷，已经上吊死了。他死在一段灰色的麻绳子上，头低着，双腿跪在稻草上，一动不动的。亲爷爷像在谢罪，又像在摆脱命运的悲惨。当申城人把他解下来的时候，他还瞪着眼，黑色的眼珠全白，像是腐臭的青鱼。
很多人拥挤在泥泞肮脏的院子里，他们都是来看热闹的，这是申城的通病。闻讯而来的苍蝇似乎感受到了一顿美餐，在饱食之前不停地绕转，给他奏起了一段段哀鸣曲
在爷爷下葬的时候，村里所有的人都来看了他。人们不计前嫌，感叹他的不幸。从此，没有了亲爷爷，奶奶的言语就是圣旨。爷爷死了不久，她就又嫁了一个老头子。我的假爷爷在打地主前，是一个十足的厉害人。他家境殷实，养了好多下人，管着二十几条枪，坐享地主的福。
假爷爷和他所有的兄弟一样都个头矮小，瘦弱，留着细长胡须，总是带着民国时期那种老式的黑毡帽，但是他们精明，性情都很暴力。村里的人见到了他们，都是唯唯诺诺的。在我没有记忆的记忆里，每次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超过两句的话，顶多是我漫不经心的喊着：“爷。”
他“嗯”了一声，过后我们就再不说话。
假爷爷排行老五，人称“五爷”。对于他们兄弟的残暴，人们都恨得咬牙切齿。我之所以知道，还是听爸爸讲起。爸爸说他们五兄弟，个个性格暴戾，仗着自己有枪有人，无恶不作。他们会把别人家的好看姑娘，当做自己的小妾，搜刮强抢农民的粮食，村子的人却敢怒不敢言。
在八路军来的前夕，五兄弟自知朝不保夕。老大自感罪大恶极，抛下老婆孩子，吊死在了树上。老二还是和原来一样无法无天，村里的人一起逮住了他，人们为了发泄心头大恨，用大钉把他钉在树上，让他暴晒而死。暴晒中，老二痛苦的挣扎着，可村里的人对他恨之入骨，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也没有人敢同情他，没几天他就活活的被折磨致死。在他死前，他痛苦的灵魂所发出的绝望声震撼了整个村子，人们过来看了他，他断了气。可村里的人的怨气并未消，在他死后也无人过问，最后被太阳烤成了干尸。
听妈妈说八路军那时候有个规定，哪怕是地主，凡残疾者皆不枪毙。老三性情虽最是凶残，却可以“忍辱负重”，为了保住一命，他弄瞎了自己的眼睛，最后在牢里做了十几年的牢。等他出来，没几年就死了。老四吓得带着妻儿连夜逃跑，八路军和村里的人都搜寻过他的踪迹，可一点线索也没有，直至今日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的亲爷爷走了，但我的爸爸以及他的几个儿子和女儿都还在活着。对于未来，他们从来都没有心思未雨绸缪过。他们简简单单的生活着，直到生命的那盏长明灯慢慢的或是只是一瞬间的熄灭。
申城大家庭是以快乐的绳索的纽带来连接，还是以仇恨的眼光在对视，这个现在式的命题，在过往的申城都不存在的，那里就像一条平静的水流在缓缓的流淌，偶尔遇到障碍也是碎石。死，就是安静的死去；活，就是安静的活着。
五十年前，爸爸还是个孩子，但是因为贫穷和时代的原因，他没有童年，更没有那种自由自在的快乐。我已经说过爸爸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奶奶改嫁后他就跟着他的大哥讨生活，那年他九岁。
爸爸跟我说的最多的过去，就是他放牛的事。只要不去打堤坝，这几乎就是他过去二十多年全部的写照。早晨他起来，喝过了饭，推开了牛圈，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一只手牵着缰绳，爸爸就出发。
他走在高高的堤岗上，痴痴的看着滚滚流过的小黄河水。河水清澈，热的时候他会和牛一起下去洗澡。他坐在牛背上，拍打它的屁股。爸爸说他渴望着上学，但是那是奢望，穷的连饭都吃不上，哪能进学堂。
他的思想被年代，被物质束缚的只能在自然中求得生存，这样他就了解不到更多的生存技能，聆听不到悠玄的哲学命题，自然他的思想也不会深刻。他和牛儿一样，简单平淡，生活劳累。牛儿安静的啃食肥肥的嫩草，直到饥饿敲响了他的肚子，天空染上玫瑰色的晚霞，他们才一起回家。
爸爸慢慢的长大，因为他为人善良，路上的人都跟他打招呼。可从过去到现在，他们说话的语言都没有变，“毛孩又出来放牛？”
听到这些话，爸爸小时候会快乐的笑笑，现在他已经二十多岁，他会和他们亲热的聊几句。人们都愿意和爸爸聊天，他忠厚，从不用恶毒的语言去伤害别人。
可大伯开始整天为他发愁，一个二十多岁的人。照在农村的风俗应该早就结婚生子，但没有一个人想要这个穷家伙，大伯断定他肯定是一个寡人条子。作为爸爸的看护人，大伯也一样穷困
爸爸就是穷苦孩子的代表，他的心都是用苦水侵泡出来的，它饱含着多少人难以忍受的劳累，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