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实充分也证明，英勇彪悍的哈萨克人，内心却是极其善良的，上述的出让土地行为，也绝非哈萨克人的虚情假意，因为，对于中国军民所给予他们的种种无私援助，哈萨克人的的确确是始终铭记不忘。
在整个哈萨克人民光复祖国的战争中，太平天国政府尽一切可能提供给哈萨克人民的有形物资，总计已经超过了八百万天圆。
鉴于哈萨克共和国饱受战争创伤，亟待休养生息，太平天国政府不仅曾主动提出，要将这些债务免去一半，就是剩余的那一半债务，太平天国方面既不会计算利息，也不需要哈萨克方面过早地归还。
但是，哈萨克方面在对太平天国政府的这种极其真挚的美意表示了万分的感激之后，依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他们接受了太平天国政府的免息诚意，却不接受太平天国政府的免债，同时，他们还向太平天国政府递交了一份逐年分期偿还债务的计划书，并还于一八六七年年底，按照这份计划书的内容，超额向太平天国政府偿还了第一笔债务，连现银带物资，合计约二十余万天圆。
自此，哈萨克共和国每年都会如约地向太平天国政府偿还着债务，即使在太平天国方面迫不得已地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也义无反顾地紧跟在太平天国军民的身后，动员起大量的人力及物力，协助太平天国军队全力西征之时，他们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坚持不懈地履行着自己的还债义务。
十八年后，哈萨克共和国所欠太平天国政府的债务，全部还清。
而就是在已经全部全部还清了太平天国政府债务的当年，哈萨克共和国把汉语，定为了其本国的唯一官方语言。
哈萨克政府与太平天国政府之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亲密无间的友谊，除去太平天国政府那种能够急朋友之所急的博大胸怀外，也与西北军政公署诸如林凤祥、左宗棠、赖汉英及李侍贤等等的这一类人，在朋友们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魅力是离不开的。
由于种种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太平天国政府给予哈萨克人民的那些帮助，其实一直都是作为一个秘密，被中哈双方严格地保守着。
而从一八六零年开始，直至哈萨克全国光复的这六年间，基本上是全盘指挥了哈萨克人民的复国战争，以赖汉英为首的太平天国军事顾问团，似乎自然也就只能成为一群永远的、默默的无名英雄。
然而，哈萨克人民却并没有忘记这些曾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优秀的太平天国人。
从一八六七年开始，每到中国人的新年的前一天，哈萨克共和国的驻华公使，总会以其本国总统的名义举行盛宴，并会把前军事顾问团的成员一个不拉地请到公使馆内，在向他们致以新年的问候的同时，还会向他们表示无比的感激之情。
二十年后，当这段被存封已久的历史终于露出了其本来的面目的时候，一座高耸的刻有中哈友谊万古长青的纪念碑，在翻涌着浪涛的萨雷苏河畔出现。
赖汉英等前太平天国军事顾问团的所有成员，不仅都荣获了哈萨克共和国最高等级的共和国英雄勋章，还成为了哈萨克共和国的荣誉国民，并与同等的哈萨克国民一样，享受着民众的尊敬及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赖汉英等人也就成为了整个太平天国历史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拿着双份薪俸待遇的人。
当然，至于说到赖汉英与哈萨克共和国总统伊斯特，以及哈萨克共和国三军总参谋长江霍加之间的私人关系，那就好的不得了。
一八九五年，工农红军八十二岁的退休元帅赖汉英逝世。那时，同样也都已离开了国家建设第一线，同样也都是年逾八十，身体又都不是很好的伊斯特和江霍加，却都不顾他人善意的劝阻，硬是赶到了广东花县，亲自参加了他们的老朋友的葬礼（赖汉英的家乡是花县的九间乡四角围村，按照太平天国政府那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员，不论官职大小，退休后都必须要一律返乡的规定，赖汉英自六十五岁退休那年，就回到了老家居住）。
由于过度的悲恸，伊斯特在送完老朋友最后一程后，还没有来得及回到国内，就不幸去世。
而江霍加则是刚刚回到国内，就重病不起，半年后，也不幸离开了人世。
尽管伊斯特和江霍加这对老战友去世的时间不同，但是，在弥留之际的他们，却留给后人了一个同样的嘱托：
我死后，一定要把我跟我那位最亲密的朋友葬在一起。
按照工农红军牺牲和过世将领们以往的惯例及中央政府的安排，去世后的赖汉英，本来是应该到南京紫金山的忠烈园，跟他的那些老朋友、老战友们再聚首的。
“我这一辈子，只顾了为国家尽忠了，却没有能在家乡的父老们面前更多地尽孝。我死后，就把我埋在村后的山坡上吧，让我好好地替家乡的父老们站岗放哨”
就这样，根据赖汉英的意愿，他的骨灰被葬在了四角围村村旁的山坡上。
于是，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花县九间乡四角围村的这片小山坡上，就相继出现了三座墓：
中间长眠的是赖汉英，在他的左面，并排睡着的是伊斯特，在他的右面，则安歇着江霍加。
仅靠此一点，就能够看得出来赖汉英和伊斯特、江霍加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的真挚和深厚。
而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