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英国人始终都是把新生的太平天国政权当成是他们的头号敌人，总想着会有那么一天，能够彻底地把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埋进坟墓里一样，太平天国的政府和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适当的时间，把这些不是好鸟的英国人好好地加以修理修理。
为此，在太平天国的红军中间，一直都在为了那个“将来的一天”，坚持不懈地刻苦做着各种必要的功课。
譬如，在那个时代，除去用来培养各类外事人员的语言学院，因需要而必须向学生们教授法兰西、俄国等各国的语言外，其他的学生也好，大部分的国民也罢，从来也没人要求得他们也不会愿意对哪一类的外国语言产生兴趣。
但是，在工农红军之中，情况却恰恰相反。
早在一八五七年，太平天国的国防军事委员会就曾经下达过这样的一份绝密训令。
训令要求工农红军的所有团级以中高级将领，都必须“掌握”或“基本掌握”一门外国的语言，而被指定的外国语言有两种，即法兰西语和俄国语。理由是为了便于工农红军与法兰西军队及俄队之间的交流。
为了帮助工农红军的中高级将领们尽早达标，太平天国的国防军事委员会会同国家教育委员会及外交委员会，给工农红军的将领们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学习条件。
工农红军的将领们不仅能够踏入专门的语言学院，分别进行为期至少一年的轮训的时间，同时，他们还会一批接着一批地被安排在外交或是外贸之类的出国团体之中，对各自未来的“目标国”进行实地的体验。
“对于一个普通的情愿以军人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人来说，使枪动炮那才是正业，至于枯燥的法兰西语的学习，显然就太不合口味。不过，若是你提前知道了掌握好这门语言，会对你有多大的帮助的时候，学习的劲头不仅自然而然地就来了，而且还更加有趣味，我们这些人的思想就是这样转变过来的……”
留下这段话的是马英博，一八六三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工农红军第一军三师的副师长，校军衔。
从马英博所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关于他的语言学习经历。
自一八五八年开始，，马英博就利用正常军事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每天参加师里组织的法兰西语学习班。
一八六零年三月开始，他又在红军总参谋部的安排下进入红军大学新组建的语言学院，接受了一年专业的法兰西语轮训。
而在其后的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四年，马英博又分别以外交人员和商务人员的身份，跟随太平天国政府的外交、外贸代表团，先后两次抵达法兰西，并转道进入英国。
最长的那一次，马英博曾经跟他的同伴们一起，在英国了达五个月之久，细细地“游玩”了英伦三岛的多个重要城市。
“就是真正的法兰西人都说，我的那一口法兰西语，那绝对算的道道巴黎腔。”
当然，类似马英博这样的语言天才，在众多的工农红军的中高级将领们中间毕竟还是少数。
其实，红军最高统帅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训令，也并不真的是要让红军的将领们都变成语言的天才，都能讲一口地地道道的巴黎腔法兰西语，或者是彼得堡腔的俄国语。红军最高统帅部的真正用意，只是想利用这种方式，使得自己的红军将领们能够尽力地像了解自己一样，去了解他们未来的敌人。
因为这些工农红军的将领们学习的不仅仅只是一门外国语，他们还会借此机会，学习到各个相应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
而中高级将领们对外国语的学习热情，很快就影响到了在他们指挥下的各个部队。
就像马英博所写下的那样，到了一八六七年之后，在红一军之中，即便就是一个最普通的红军伙食兵，都能够百句虽然不是很标准，却还是能够听得明白的法兰西“日常”用语。
更厉害的是，至红一军的军师团，下到其营连排的各级指挥人员，即使离开地图，也都可以轻松地把英伦三岛的个大重要城市及港口的关键地理态势，说的是明明白白。
太平天国工农红军对其未来的对手所下的工夫，绝不单单只是用在了语言、地理及一般的风土人情等等事项之，他们还对其对手所拥有的内在精神因素，也同样早早地就做过了一番的功课。
在马英博的日记里，记录过林海丰在红军大学给学兵们授课时，曾经在一节有关英国之精神的课，专门针对英国贵族精神的一番讲述。
千万不要以大家所见过的地主老财、土豪劣绅那样，去看待英国的贵族。
这是林海丰当时的开场白。
英国的贵族，是一群对国家有着一种极强的责任感的特殊人群。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是因为在这些贵族们的眼中，只有他们才是现代英国的真正缔造者。
说到这里的时候，林海丰还顺便向学兵们简略地介绍了下发生在一年的那场未曾流血的“光荣革命”。
林海丰说，这场所谓的“光荣革命”，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场由当时的英国辉格党贵族，及其所联合的托利党，一起共同导演出来的一场宫廷政变的大戏。
但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数百年里，一个能够有效地制衡着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权利的议会制度，才会逐渐地在英国建立起来。
所以，与中华民族所崇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