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与家人说了我要去西安的事，同时正式提出了想让家人到美国去的想法，娘和姐姐都表示不太想离开延安，对漂泊海外更是有点抵触，但在我的一再坚持和耐心说服下，娘和姐姐最终还是同意了。
我又征询了一下李大哥的意见，李大哥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但仔细一看才发现，李大哥的眼神不停的看向姐姐，我心里有点明白了，原来是李大哥对姐姐有意思了，难怪答应的那么痛快呢！
不过这样也好，李大哥这人不错，只要姐姐也有这个意思，我是举双手赞成，看来要悄悄的和娘说一说了，让娘去问问姐姐的意思。
第二天早上，我悄悄的和娘说了我的发现，娘听了也很高兴，急忙把姐姐叫来问，我怕姐姐脸皮薄不好意思，就带着春妮和虎子出门闲逛去了。
中午回到家，一看娘眉开眼笑的神情，我知道肯定是成了。立刻让虎子去把李大哥叫来，李大哥一来，我就当着全家宣布了姐姐和李大哥的事，姐姐害羞的躲进了里屋，连饭也没出来吃。
吃了中饭，我和李大哥商量了一下以后的事，就一起去找了赵伟，和赵伟说了姐姐和李大哥的事，并且提出让李大哥回家照顾娘和家里，不再到制药基地来工作了，赵伟立刻去请示了李部长，回来后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38年4月29日，副主席和我一行人出发前往西安。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没能见到白求恩大夫，这让我觉得有点遗憾。
路途上，副主席和我聊了很多，话题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让我对他的渊博学识佩服不已，同时我的一些新奇见解也让副主席再次对我刮目相看，由于我们都回避了敏感性的话题，气氛变得十分的融洽，上路后的第四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的密切了，相互关系的有效改善，让我们两人都觉得十分的满意。
我没有过多的去猜测副主席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些伟人的想法，很多时候是不能以常理来判断和衡量的，有时间还不如好好完善一下我的计划，同时我也相信政治就是利益的权衡和交换，只要利大于弊，无论是哪一方都会乐于接受的。
而且只要我不参与到他们双方之间的争斗中去，保持绝对的中立，同时还能给双方都带来一定的好处，在他们双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的底细，以及知道我到底有多少底牌之前，我就能左右逢源，而且还比较安全。
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第二天，也就是38年5月3日的下午，副主席带着我一起去拜会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可能是委员长对他有所交待，蒋主任对我的态度很热情，嘘寒问暖的扯了一通家常，为了留个好的印象，我也给与了热情的回应，可能由于副主席也在场的原因，蒋主任并没有提及任何敏感性的话题，整个见面过程都充满了和谐、融洽的气氛。
5月4日下午，要在西安行营的会议室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作为这次记者会的主角之一，我早早的就到达了会场。
到会场之后，我见到了这次记者会的另一主角，再次见到大队长，我十分的高兴。和大队长了解了一下一大队现在的情况，这才得知，一大队也是十天前才到达的西安，而且这次来到西安的部队也只有不到五百人。
我知道这肯定是八路军不想把一大队的实力全部的暴露出来，而且除了展示用的一门九二式步兵炮和四挺九二式重机枪外，部队并没有携带太多的重武器。
本来还想询问一下我走后蔚县鬼子的动向，可看到周围走来走去的各方人员，我也就没有提起，转而问起了战友们的情况，得知李大柱也来到了西安，我急忙向大队长请求让李大柱放两天假，我想和他好好的聚聚，大队长很爽快的同意了，这让我十分的开心。
下午三点，被邀请的记者都到达了会场，我大致数了一下，有二十多位记者。
三点十五分记者会正式开始了，不知道是刻意的安排，还是其它的原因，记者们除一开始问了大队长一些问题外，几乎把所有的火力都对准了我，简直让我有点无法招架，而且有些记者对我私生活和家庭状况的关心程度，简直让我以为遇到了‘狗仔队’，幸好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见识过现代社会记者厉害的我，还知道‘无可奉告’是对付记者的必备用语。
同时也把我想要表达的意思透露了出去，这就是我只是一个爱国的，希望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的老百姓，所以不能用军事命令的方式来要求我，而委员长的任命我也还没有接受。
而我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中立的，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我都会支持。我也表达了对抗战必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长达两个小时的记者会结束后，我觉得这真是比打了一场小规模战斗还要累人，对蒋主任邀请我参加晚上的酒会我也婉言拒绝了。
在那种场合不可能谈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而且副主席和大队长也在被邀请之列，去了大队长肯定寸步不离的跟着我，那还有什么意思。而且我也希望这样做，一是能够让副主席他们放松对我的警惕，以便于我第一步计划的实施。二是送上门的生意，这重视程度自然就要打了折扣，已经吃了一次亏，我可不想再犯第二次错误，该端的架子还是要端一端的。人就是这样，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总是不会珍惜，非要等到失去了才开始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