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为避免权势仗势独占盐利，严禁食禄之家行商卖盐。洪武二十七年明太祖下令，禁止公候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员的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景泰五年，规定官员每人支给盐三千余斤，吏每人支盐五百余斤，以防官吏干预盐政。此法制定后，盐务井然有序，国家获利较大。
盐的专卖制度主要是开中法。开中法是指开边报中，即由官府公布条例，召商输粮食等物与边境地区，以盐作为报偿。
实行开中法的目的，最初主要是为了增强边境的军事储备，充实军饷，之后扩展到为救济水旱饥馑，囤积粮草。每当边境军饷发生不足，或发生水旱灾害时，由户部出榜，召商输纳，或令商运粮于指定地点，户部编制勘合和底簿，一式二份，一份交给发粮机关，一份发给各转运提举司。
商人纳粮后，由收粮机关将所纳粮数及应支盐数填给仓钞，商人持此仓钞赴各转运提举司。转运提举司比对相符后，按商人所纳粮数给引，派场支盐。商人得盐后自行运售。以粮食换盐引，利用商人运粮纳米，充实边储，这就是明代食盐开中法的主要内容。
开中法源于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盐法，实行此法的目的在于充实边疆的粮食储备。开中法实行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由于开中法效果显著，不仅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输纳中盐，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铁中盐、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后来盐法崩坏，产生了纲盐。明初盐课制度尚较稳定，自宪宗成化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日趋紊乱。
成化末年，权要门宦仗势以廉价买进淮、浙盐贩卖，谋取大利，导致官盐卖不出去。弘治十五年，奸商通过皇帝的外戚张鹤龄请求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另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听其贩卖，竟得到皇帝的同意。明中期盐法败坏，关键在于皇帝有法不依，偏宠权贵。官宦借权力寻租，转卖批条，坐收巨利，受苦的是老百姓。
万历后期，实行纲盐法，即由万历前的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改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
纲盐法是商人垄断食盐运销的制度。万历四十五年明神宗采用盐法道袁世振建议，将各个商人所领盐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新引。纲册许各商永远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无名的不得加入。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收买后运销权都归于商，并得世袭。
从此内地盐商得到了解放，食盐的运销红火起来。纲盐法在疏通积压的盐引方面的确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对于挽救盐政的崩溃，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但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有权的宦官也借机勒索。
权贵垄断盐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频繁，使引价日增。天启元年，每引官盐的价格是三两八钱。私盐每引价格最高不过五钱，即使加上贿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盐价格的一半。商人纷纷贩卖私盐，再加上令盐课改折，灶户改纳盐为纳银，征非所产，灶户非私贩而不能得银，结果导致私盐更为盛行。
在去年盐税的年收入只有一百三十多万两银子。在明朝前期、中期盐税收入一般都超过二百多万两白银。盐税收不上来主要是进了地方豪强的口袋里。
冯铨说起盐法来头头是道，对地方上买卖私盐逃避税赋的手段了然于心。皇帝听得心惊胆战，朱由校听完以后沉默良久，对冯铨问道：“你的万贯家财也是靠卖私盐挣来的吧？”
“回皇上，微臣只是误入贼船而已。”冯铨解释道。
“朕明白了，朕不会拿走你们父子的性命，朕等着你家的三十万两赃银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你父冯盛明年龄大了，就不要再做官了，你继续在翰林院待着吧。朕以后还有用你的时候。”
“陛下鸿恩浩荡，微臣感激涕零。”冯铨跪在地上叩拜谢恩。
然后皇帝让冯铨退下，此时已是深夜，朱由校回到乾清宫沐浴之后就入睡了。
之后几天，派出去调查袁应泰钱粮用度的杨鹤写了一份奏章回来，说明了袁应泰的钱粮用度都是用于公务，造福于百姓，没有私自贪污的现象。杨鹤还汇报今年的北直隶粮食生产是一个大丰收。天子听了心里高兴，他下旨命令御史杨鹤监督北直隶各地知府知县，以高于市价一成的价格收购粮食，以免粮贱伤农。
刑部侍郎温体仁把他对王象乾的调查报告呈上来了，这位在朝为官长达五十年的老臣的确有比较多的经济问题。
举例说，王象乾在宣府做参政的时候，见市面上的粮食价格要涨，他就先挪用官府的帑金二万两买进食粮，再卖出去，投机倒把，倒了三过，就获得利息三万两白银，剩余食粮一万六千石，美其名是“治国如治家”，实际上是开了官吏借着官本私营商业实行中饱私囊的漏洞。至于真正遇到荒年开仓放粮平抑粮价的时候，县衙的胥吏勾结街道的流氓混混，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强行套购，贫苦的农民仍得不到粮吃。
有经济问题的不仅仅是王象乾，还有他的家人。新城王氏由明初一个下层匠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