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九月初十。皇帝尊皇祖明神宗谥号为显皇帝，庙号神宗。
今天又是皇帝上朝的日子。朱由校按着万历初年的作息时间表来上朝，每三天一次临朝听政。万历皇帝起初是很勤政的，后来才几十年不上朝，被百官批评荒政怠政。朱由校曾经跟太监王安了解过，其实万历皇帝是有苦衷的。从万历十四年起，万历皇帝就开始频繁的生病，后来又患上足疾，根本走不了路。走不了路，万历皇帝把疾病视作他的，他自然就不像上朝面见文武百官。因为身体不好，批阅奏疏处理政事，也不能很快答复。神宗本身也不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郑贵妃曾经调笑过他的优柔寡断，说他就像一个老太太，这都是宫中的趣闻了。
更有趣的事，是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开始临朝的时候，几十年不上朝的大臣把上朝礼仪都忘光了，对上朝很不习惯。文武大臣骤然上朝，竟然不知所措，随从散漫，人声嘈杂。
对于这种现象，朱常洛非常不满，他传谕内阁，要求整顿朝仪：“以后凡遇临朝，务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违禁，紊乱朝仪者，纠仪官指名参来重治。”所以眼前整齐有规格的朝仪，是朱常洛临终前整顿出来的。
秋末天气已经转凉，熹光初露冻雨才停，悠扬而又威严的钟鼓声在一重重红墙碧瓦间跌宕回响。参加朝见的文武百官在鸿胪寺官员的带领下已来到皇极殿外序班站好，依次进殿。
侍立在皇帝身边的太监刘时敏向群臣大喊：“有本早奏，无事退朝。”
御史王安舜首先发言：“先皇初服红丸时，内阁首辅方从哲草拟圣旨赏给献红丸的李可灼白银五十两。这是方从哲和李可灼极大的过错。从医之人，不是三代医生，有病的人不能吃他的药，先帝的脉搏雄壮有力而浮动甚大，这表明三焦火动，宜用清火之药而不能用而不能用助火之药，这是很明显的。红铅乃是妇女的经水，是阴物中的阳1物，纯火之中的精华，将其投入虚火燥热的病人，不是加速他的死亡吗！在朝廷内外人心不稳之时，却敢使用没有验方没有制药方法的药冒充金丹，轻则应当对李可灼处以庸医杀人之罪，却蒙皇上颁发奖赏，这不过是借此以阻塞外廷的议论。”
御史王安舜批评了方从哲和李可灼，御史郑宗周则是向给朱常洛吃大黄的崔文升发炮。他讲：“过去的梃击案的张差事件，在宫门持木棍，几乎酿成意外。只因为神宗皇帝优容大度，没能完全处罚他们，所以崔文升敢于效仿他们。请将崔文升敢于效仿他们。请将崔文升砍成寸断用以在祖庙面前谢罪。”
听完这两个大臣讲话后，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寺卿曹珖、光禄寺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琪等先后附议要求惩治崔文升和李可灼。
红丸案之后，方从哲拟写御旨，将崔文升和李可灼交给司礼监处理。现在他们二人关在诏狱里头，朱由校最近事务繁忙，把他们俩忘了。泰昌皇帝朱常洛虽然是因为纵1欲和错误用药而死的，可是他并不想背上这个丢人死法的坏名声。所以朱常洛临终前一直推说自己身体不好。在朱由校心里，这个便宜老爹对他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就要想一个好借口既处理了庸医，又能尽量保存朱常洛的颜面。正在朱由校思考如何处理他们的时候，又有大臣发言了。
给事中惠世扬讲话开门见山直接弹劾方从哲有十条大罪、三条理由可杀。他进言：
“方从哲一个人为相七年，妨碍贤才害了国家，是第一条罪。
骄傲无礼，延误了对皇帝的悼念，是第二条罪。
在太子1宫里发生梃击案件，却庇护奸党，是第三条罪。
根据自己心里想的肆意妄为，破坏了皇帝的法令，是第四条罪。
放纵儿子杀人，蔑视国家法令制度，是第五条罪。
阻碍和压制谏官，遮蔽和堵塞了皇帝的耳目，是第六条罪。
城池沦陷军事失利，却宽大地处罚巡抚这些臣子，是第七条罪。
仓促的催战，以致全军覆没，是第八条罪。
曲从私情而欺骗皇上，给做宰相的留下羞辱，是第九条罪。
代为经营专利税收，祸国殃民，是第十条罪。
郑贵妃要求封为皇后，整个朝廷尽力谏诤，方从哲却模棱两可，是应当杀的第一条理由。
李选侍是郑氏的心腹，对抗和凌辱皇帝母亲，致使怀恨而死。方从哲接受她偷盗宫中的美玉珠宝，想封选侍为贵妃，又任她占住乾清宫，是应当杀的第二条理由。
崔文升用泻药损伤了先帝的身体，许多臣子提议严厉惩处他，方从哲拟定的命令却开脱他的罪责，李可灼送上致命的药，方从哲拟定的文书却给以赏赐，是应当杀的第三条理由。”
惠世扬讲完他的宏篇大论以后，朝堂鸦雀无声。朱由校听得一脸懵逼，方从哲有这么大的罪过么？秉笔太监刘时敏在皇帝耳边提醒：“陛下，惠世扬是东林党骨干，方从哲是浙党领袖。”刘时敏本人文史才华横溢，对朝堂的一些朋党人际关系有所了解。朱由校命令他尽可能查阅从万历中期到现在的文献，在朱由校不清楚大臣底细的时候给于提示。
朱由校听完以后恍然大悟。党争，这么早就开始了。
万历中后期，士大夫结党之风甚炽，朋党遂成气候。以地域乡党之关系，士大夫形成了若干朋党派系，彼此相互倾轧。东林对立党派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