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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五百五十九章李格非

苏轼愤怒地指出元丰年间李定、舒亶、张璪等人在乌台诗案中构陷自己的罪名,“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

而如今两人诬陷自己“诽谤先帝”,则是“以白为黑,以西为东,殊无近似者!”

文章里明白指出:“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

苏轼还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说:“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殊无分毫之损。但怜彼二三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

而苏油的反应则与大小苏相反,虽然理论上贾易如今已然没有弹劾任何人的资格,苏油还是闭门待罪,并且请中书查阅军机处的敕令和赵煦的御披。

军机处的敕令,是命扁罐前往扬州,将朝廷铁路改线,先通海州再通密登的大事与苏颂详细讲解,同时命苏颂开始预备人力。

而赵煦则认为扁罐新婚,尚在假中就派差遣,在君主使用臣下一道上,殊失宽厚,但是军机处的命令已经下达,于是便效仿当年先帝对韩维的故事,追加一道诏书,命毕观随同。

同时应皇叔赵頵所请,顺便去楚州接杨介赴京任职。

这其实是苏油设置的一道政治陷阱,然而就是有蠢货自以为得计,硬要往里边跳。

之前贾易弹劾苏轼出题不忠的时候,高滔滔就曾经大怒,欲加峻责。

吕公著努力开解,说贾易所言颇切直,只是惟诋大臣太甚而已,因此仅仅罢其谏职,出外通判。

而在退朝后,吕公著对范纯仁和苏油说道:“谏官所言,不可细论得失。顾主上春秋方盛,虑异时有导谀惑上心者,正敕左右争臣,不可预使人主轻言者。”

因为事涉苏轼,苏油当时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点头称是。

然而贾易似乎铁了心要碰瓷,不过这次,注定会头破血流。

中书的反应很快,吕公著亲抓此事,苏辙的问题很快查清,纯属子虚乌有。

而苏轼的诗歌,根本写在神宗去世之前,是因为在常州买了一块山田,兴起而作,这个有当时的地契签署的时间为证。

等到军机处和学士院将给扁罐的敕令和赵煦的敕黄、学士院的诏书公布出来后,贾易、赵挺之算是彻底激怒了所有人,也让吕公著彻底看清了程颐门生的嘴脸。

贾易这是被贬不平,攀咬报复!

他如今的所为,说轻了是仍旧沉浸在过去御史言官可以风闻奏事,不讲规矩,乱开地图炮的迷梦里。

说重了,是在挑战如今大宋朝廷政治秩序的底线,是意图挑起党争!

他们就是朋党!

贾易的目的,明显是意在苏油。

然而苏油治政一年来的作为,不光光是有想法有能力,关键还不偏不倚,彻底贯彻了“三派兼用”的方针。

就连举荐有缺,每次都是一派一个,让高滔滔自行选择,绝对公允,也绝不自作主张。

苏油大公无私的表现,已经得到了朝堂上绝大多数的支持。

由他主持大局,所有人都不用担心因立场而被陷害报复,或者有能力而被刻意打压。

对于经历过王安石、蔡确、司马光执政的群臣来说,苏油简直就如黑暗政坛上的一缕宝贵阳光。

至此御史纷纷上章,力保三苏,议论贾易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乞早赐降黜。

庚申,王觌奏:“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所亲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胜势。

小人近乃造为飞语,有五鬼、十物、十八奸之说,大概不过取一二公义所共恶者以实其言,而馀皆端良之士也。

伏望诏榜朝堂,明示不信谗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

丁亥,太皇太后宣谕苏元贞、孔文仲、丁骘进对,要求台谏“一心为国,勿为朋比。”

而更大的风潮,在民间掀起。

以往御史掰倒宰执,芝麻小官掰倒当朝大佬,吃瓜老百姓们基本上都是喜闻乐见。

然而这一次,开封府和杭州的老百姓出离愤怒了。

报刊杂志连篇累牍,要求朝廷以唐朝牛李党争为戒。

记者采访了开封、杭州士农工商对苏轼、苏辙和苏油的风评,有名有姓,并且将原话刊载在了报刊上。

三苏的口碑,好到爆表。

汴京工商金融界财大气粗,有的是人力物力,直接将贾易、赵挺之的过往履历事件翻了个底掉,也登在了报上。

贾易幼年丧父,其母纺绩供其读书,人尝以果饵之费与之,贾易不忍花用,积百钱以偿母,当时传为美谈。

但是入仕之后,贾易的财产莫名增加,收入花用与其御史官职严重不符。

还有个细节,大苏在常州购地的时候,贾易正好是常州司法参军,按道理说大苏买地的地契贾易应当过手知晓,诗歌创作日期贾易也应当不会弄错才对。

所以贾易刻意歪曲事实,构陷同僚的罪名,铁板钉钉跑不掉!

赵挺之更惨,他的履历一路都与蔡确有关,当年他按视陈昭明开宣房口,就是蔡确明确指派。

蔡确作相后,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哪怕蔡确名声臭了大街人人喊打,赵挺之作为御史,自始至终未论蔡确一罪。

更早之前,在德州希行市易法,为黄庭坚所阻;

近来召试又为大苏所阻,曰:“挺之聚敛小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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