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在这支部队里，献身的团职军官已有18人，这相当于18个县长、县委书记……
在海拔四五千米以上执全勤的青藏线上的部队，阳光、空气、水，三大项中没有一项是满足健康的。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到那里的官兵看上去脸是青的，嘴唇是紫的，眼睛是红的。
22医院的医生护士告诉我：“我们并不爱哭，可是每次上线为他们体检，经常是哭着为他们抽血。因为严重缺氧造成的血浓度增高，会使体检抽血时血液凝固堵塞住最大号的针头。护士不得不用输液的盐水推进血管，稀释血液，然后马上抽出酱黑色的血液。”血液粘稠度严重增高，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心脏和肝脏的严重破坏。
1986年，拉萨大站政委郭生杰，因肝萎缩从发病到死亡总共45天，终年46岁……拉萨，那是4000里青藏线的终点，郭生杰病倒住进西藏军区总院的第二天，医院就报了病危。他都不相信自己很快就会死去。躺在医院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独自一人在西宁的聋哑学校上学的哑女儿。
还记得4个月前，他到西宁开会，匆匆去看了一次女儿。
但是，只能匆匆见一面，父亲甚至没有带她上西宁的大街去转一转买点什么，就要分别了。分别的时候，已经12岁的女儿止住了哭声，泪水汪汪地举手跟父亲再见……这是一个她从小就学会的动作。
“再见！跟爸爸说再见！”在这里，这是一句祝愿，一句吉利话。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线，年平均气温在0c以下，冰封雪阻，什么样的危险都可能发生。
西宁匆匆一面，爸爸又要走了，哑女儿含泪举手再见，这是对爸爸的祝福！
为抢救政委，有20多名战士先后为政委献了血。1986年6月1日，这是郭生杰住进医院一个多月后，还记得今天女儿该过儿童节了。6月3日，为政委输血的针头已经流不进血液，傍晚，郭生杰政委去世。
妻子刘秀英随军后在军中的家属缝纫组为军人缝补过衣服，在军营的加工厂、军人服务社都干过。丈夫去世后，组织上把她调到西宁，以便照顾哑女。与此同时，在格尔木读书的男孩也转学到西宁，入学时参加考试，百分制，孩子才考了几分。刘秀英自己在陕北农村只读到四年级，现在丈夫去世，留下哑女，留下学习成绩很差的儿子……
总算有一个女儿长大后考上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1990年毕业时，根据总后勤部对老高原子女的特殊照顾政策，女儿郭莉敏可以分配到北京的解放军医院工作。但是，刘秀英却要求让女儿回来。
刘秀英说：“我没办法，还有一个哑女没工作、没出嫁，我一个人怎么办？”别人说：“你就为了你自己，不为女儿前途着想？”刘秀英于是流着泪说：“好吧，我不叫她回来了。”
可是，女儿撇不下守寡拉扯几个孩子长大的母亲，写信回来说：“妈妈，我从小在高原长大，我也就支援了边疆吧！”女儿自己要求分配回来，至今在高原医院。
缺氧，高山反应，是到那里戍边的官兵都要经历的严峻考验。“当兵就是作奉献”，在那里，这话不是什么宣传，是事实。
还有会被人提起的，多因他们曾有过女人。高原军中因此有不断壮大的“寡妇营”。
格尔木烈士陵园不是战争年代的产物。还有些军人，未葬在陵园。在青藏线路况、车况极差的岁月，譬如60年代，他们在氧气也吃不饱的地域拉矿石，代表几亿中国人向苏联还债的岁月里，部队经常在半道上开追悼会，因为尸体不是矿石，他们无法把死在途中的战友拉回来，只好就地埋在昆仑山、戈壁滩……没结过婚的当然也不会留下后代，许多人有墓无碑，日久连墓也不存，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还有会被人提起的，多因他们曾有过女人。高原军中因此有不断壮大的“寡妇营”。
那些大嫂们当初在故乡，说起随军叫“跟着男人吃政府饭”，并为此感到光荣和激动。千里随军到格尔木，才知丈夫还在千里外的险要驻地，来此还是当牛郎织女。“依俺的心思，一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就是幸福，哪晓得唐古拉离这儿，比俺在老家上趟省城还远……”这不是哪一位大嫂的话，她们到了格尔木，才知在这儿当兵即使当到了军官，吃这“政府饭”也太难太难！
来探亲的妻子也只能住在格尔木，然后由部队跟她们在线上的丈夫联系，让他们千里下山来相会。
1989年11月，军官张明义的妻子带着1岁零1个月的儿子和氧气，越过唐古拉山口。张明义是河北涉县人，当过炊事兵、汽车兵，1985年考上青藏兵站管线专业，1986年12月毕业后就分在西藏黑河，1987年调到安多。妻子带着孩子上昆仑山，过唐古拉后，一家人在安多团聚了。但是，小孩突然感冒。在那里，感冒会迅速引起肺气肿，那是要命的病。军车十万火急连夜往格尔木送，还有军医跟着，才送出200多里，小男孩停止了呼吸。
母亲抱着那孩子长行千里到达了格尔木，仍然不松手……直到把母亲和孩子再送到22医院，请大夫再三检查，确认是死了，母亲才突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