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烦并非不记得，可是税务局和于佑明的银行有利益关系，这几个月朴烦也拿了武昌这边的一些好处，发了笔小财。当然这个朴烦是绝对不会向邓名承认的，他辩称工业银行在成都开了一些作坊，所以从理论上讲，于佑明购买的不是工具，而是工具零件；而在成都出售的，也不是湖广的工具，而是在成都组装的、本地出产的工具，从而避开了邓名的征税许可。
“你们居然连这招都自己琢磨出来了，我还真是小看你们了！”邓名更加生气，但仔细一想，好像自己当初的法规制定得确实有漏洞。
唯一让邓名欣慰的是，盐商顶住了工业银行和税务局的压力，目前成都五大盐商执行的是轮值制度，现在在武昌负责管理账目的是卢欢。
卢欢向邓名报告，现在平均每天运到武昌的川盐已经高达四万斤，基本满足了湖广所需，而邓名在下游的作战让淮盐一蹶不振，成都的盐商们对前景充满信心，已经自发地出钱在叙州勘探，准备在那里再开辟一些盐场。
盐商们与刘晋戈的关系很好，见到邓名后卢欢就竭力为刘知府分辨，称这件事刘晋戈并无责任。
这些货物都是靠军队赢得的，邓名定下的税率比盐还要高，给商人预留的利润只有二成左右。可刘晋戈对邓名到底从下游向武昌运回了多少战利品并无概念，所以也不知道税务局到底应该向他缴纳多少税收。虽然欠条代用券导致工业银行应缴纳的税赋缩减到了原来的二分之一左右，但数目依然相当庞大——明军从下游获得的赎城费、军费、赔偿、府库报效是个天文数字，即使刨除了明军的花销仍然高达数百万两白银，再经过几轮贸易，数额更是庞大，所以刘晋戈已经喜出望外了。
盐商可以算是刘晋戈在武昌的半个耳目，但他们既然无权去查府库的账本，那他们也无法向刘知府提供准确的数字，也就是今天卢欢才从邓名这里得知，本来成都能够拿到的赋税应该是现有的两倍。
“要是工业银行挣了很多钱，我也就不这么生气了，但他们居然也没有挣到很多钱，好处被武昌这里的缙绅分走了很多。”邓名对卢欢抱怨道：“于佑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好，尽心尽力地帮武昌向成都倾销货物，在定价上屡屡吃亏，拿到别人留下的一些残羹剩饭就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大赚特赚了。”
桌面上就摆着欠条凭据的协议，邓名指着那协议说道：“长江的航道控制在我们手中，明明是人家求着我们买货，居然还有赔偿条款，还是利滚利！再看下面这一条，这个凭据居然还要一成的保证金，武昌的这般奸商，他们怎么不干脆要求全额保证金呢？让我军彻底替他们打工算了。”
“提督不必着恼，”卢欢劝解道：“这本来就不是提督的意思，提督不承认便是了。”
“嗯。”邓名轻声应了一声。如果这份协议更苛刻一些的话，他估计就会不顾一切地撕毁协议了，不过这份协议定得相当巧妙，虽然侵害了明军的利益，但好像还在可容忍范围内，让邓名有些左右为难。想了一会儿，邓名还是摇头道：“不妥，虽然于佑明和朴烦根本没有权利签署这样的协议，但武昌这边的人认为他们有；我宣布这份协议无效很容易，也没有什么站不住理的地方，但武昌这边的人会认为是我出尔反尔，此例一开，将来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信用。”
武昌这里毕竟还是满清的控制区，邓名能够顺利地把生意进行下去，相当程度上还是靠着自己良好的信用，因此他也是投鼠忌器：“陆尘音没这个眼光，这里面肯定有周培公干的好事，他的条件很狡猾，不仅仅是贪得无厌，他算准了我不肯两败俱伤。”
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邓名随口称赞了卢欢一句：“还是你们明白事理，没有跟着朴烦他们犯傻。”
“这是我们自己的买卖，不能不上心啊。”卢欢两年前还是个辅兵，听邓名夸奖自己也是心花怒放。
“哦。”这句话让邓名若有所悟，他追问道：“你们不接受这个欠条凭据，武昌那边没有什么意见吗？”
“一开始是有的，陆尘音还跑去和叶老板理论，但叶老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些川盐都是我们盐商的私人财物，不是提督的货物，他也就不纠缠了。”至于盐商扣下的那三分之一的特别货物，都根据刘晋戈的指示换成了生铁和耕牛冲抵税款，那些货物也都被刘晋戈按照邓名之前的模式补贴给成都的商行，扶持他们的发展。
“嗯，确实如此。”邓名突然意识到问题所在。武昌库房的货物都是公家的，对于公家的东西，大部分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不珍惜，或者说，如果公家的东西能为他们换取一些私人的利益，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问题，不该让税务局来负责监督出售货物，这事怪不得于佑明和朴烦。”邓名琢磨了一会儿，又征求卢欢的意见：“如果我改变规矩，所有的战利品都不直接出售给武昌的人，而是先拍卖给都府的商人，然后让他们和武昌的人交易，你觉得会有人买吗？”
卢欢思索了一会儿，问道：“提督打算卖多少钱，又如何征税呢？”
邓名打算采用投标模式，以后把货物都分别让成都的商行竞标，价高者得。这些货物运到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