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占领了一段城墙后，袁宗第的部下就开始拆城墙。靖国公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知道战场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他稳扎稳打，确保任何获得的战场优势都能被保持下去。
在下令拆墙的同时，袁宗第还不忘记教导他身边的军官们，让他们一边望着战场，一边听自己讲课：“以前闯王攻城的时候，首功不是给第一个登上城墙的人，而是给第一个拆城墙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登上城墙的人可能惦记着库房里的东西，会不顾一切地冲下去，如果他被打死了，那他对大军也就没有作用了。如果城墙被敌军反击夺回去，那一切都要从头再来。而拆城墙，哪怕只拆了一个墙垛，下次这段城墙就会少一个屏障；就算只拆了一块砖，那都比纹丝不动好。闯王设立这样的规矩，就是为了让登城的人不要冒进，而是替全军着想，愿意为大军扫清障碍。”
今天只是全面进攻的第一天，袁宗第认为李国英手中应该还有一定的实力，至少他还没有看到汉八旗出现，所以袁宗第不但始终在手里保留着大量的预备队，而且制定了步步为营的进攻计划。今天袁宗第只要能把这一段城墙的墙垛都拆了，把射击孔都塞上就算达到目的，那样明天再次进攻的时候，这段城墙和土围子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如果明军能够把砖都扒了（拆了城墙上面的石砖后，自上而下地扒城墙的表面就很容易），把这段重庆城墙彻底变成一道土墙的话，那守军的优势也就丧失得差不多了——虽然地道不好挖，但袁宗第知道土墙还是可以炸一下的。
在明军拆了十几个城垛后，突然城墙上发出紧急的信号，袁宗第见状急忙派人去问，得知手下发现了敌军的援军，而且举着五颜六色的旗帜。
现在明军中对八旗没有太多心理障碍的就是李定国、郑成功和邓名，他们都在几年内击败过八旗部队；其次就是李来亨，他跟着邓名在南京伏击过八旗部队。袁宗第的部下则大为紧张，一看到这些彩旗就急忙报警，然后紧张地开始备战。
反倒是他们的主帅哈哈大笑，袁宗第得知八旗终于出现后，喜不自禁地对周围人说道：“李国英根本不知道我军的决心和兵力，就急匆匆地派出了八旗，这仗他已经输了。好了，三天之内我们就能夺取城门，五天就能拿下重庆。”
……
送到邓名手中的报告，正好记录到这里。这是一个给夔东军运粮的押送军官，正好在袁宗第大发感慨的时候去让袁宗第签收，军官听到了这番话后汇报给叙州和成都当局，最后写在一份送给邓名的报告上。
看了这份报告后，邓名也觉得重庆的战局正向着有利于明军的方向发展，可是他抬起头来，却见到赵天霸的眉头紧锁，不由得问道：“赵兄有何看法？”
“当年在保宁，李国英就曾经让绿营兵化妆成八旗兵，”赵天霸回忆起西营的惨痛往事：“蜀王看到了，以为李国英手里已经彻底没有兵了，就放松了戒备。”
第三十三节 孤注（上）
接下来几天，夔东军依旧攻势猛烈。
第二天，袁宗第的部下就再次登上城墙，把定远门周围好长的一段城墙扒成裸墙。李国英判断明军随时可能移师从袁宗第的阵地上攻入城内，所以李国英从其他地段调来部队，在这个地区加强防御。其他各个方向上的明军仍然在持续攻击，李来亨等人都认为如果能达成多点突破，那么就能更容易地取得胜利，不给清军负隅顽抗的机会。
第三天，李来亨的士兵也扒掉了几十米的墙砖，而刘体纯放弃了他的突击方向，转到贺珍的后方。党守素不能独自在南边呆着，也跟着一起转到了重庆的西北。至此，明军基本放弃了对重庆城西南的进攻，攻击正面变成了以袁宗第为左翼、以李来亨为右翼，其他三个人在中路集合的方式。
看到明军的调遣后，李国英轻叹一声：“总算有了个破敌的机会。”
直到这个时候，李国英依旧紧握着一半披甲兵作为预备队，在前线与明军激战三天的清军伤亡已经超过一千人，而明军的损失差不多是清军损失数目的两倍。
接下来的两天对重庆清军来说是最艰苦的时刻。袁宗第炸塌了定远门附近的一段城墙，在看似坚不可摧的重庆城墙上开出来一个豁口。而李来亨也进行了一次爆破，把通远门近旁的一处城墙变成了斜土坡。战斗到这个时候，不少清军官兵都怀疑李国英低估了明军的实力，而且明军对城墙的破坏能力大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看起来坚守城楼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再过一天，刘体纯的人千辛万苦地搬运了两口大钟上来，把它们嘴对嘴地塞进了贺珍刨出来的城墙豁口中——虽然贺珍从第一天就惦记着第一个冲进重庆城，但他始终找不到适合挖掘地道的地点。贺珍既没有李来亨的装备也没有袁宗第的精兵，所以他无法稳固地占领墙头把城墙全部扒掉。见到李来亨和袁宗第的进展速度远远超过自己后，贺珍找了几个石匠，强行给重庆的城砖钉上环，把这些山岩制造的墙砖生拉硬拽出来，然后就在墙土里掏洞。
经过三天努力，贺珍和后来赶到的刘体纯总算掏出了一个大洞来，把两口钟塞进去后二人齐声发出欢呼——辛苦了这么久，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