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比贼爷爷还要高。”李来亨的意思就是帝国是毛贼、强盗这条进化路线上的终极形态，虽然他没有能够说得很清楚，当党守素也若有所悟。
当然这也不全是李来亨自己的理解，这次东征的时候，邓名和李来亨多次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不过给李来亨最大启发的还不是邓名，而是最早意识到帝国其实和强盗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的任堂。在船上闲聊时，任堂很仔细地给李来亨普及过四川现有的政治体系，尤其是以前任堂完全不能理解的院会，现在他也有了全新的理解。
这个分赃会，被任堂理解为把更多人拉上贼船的工具，而且任堂还发现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法下贼船的保险。因为越来越多人从强盗行为中收益，所以山大王想洗白都做不到，在梁山伯接收招安或许是几个头领的事，宋江甚至能够力排众议改行当好人，但如果院会成熟了那帝国的政策就不是邓名一个人说了算了。
其实任堂的理解也没有什么错，邓名听后甚至有知己之感，在他前世帝国这两个字不能理解成有皇帝的国家，而是一种国家对内、对外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很多有皇帝的国家和帝国完全无关，比如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每年发好几份岁赐的宋朝；反过来最典型的纳粹第三帝国，没有皇帝却是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者。而分赃会就是维持帝国思维的保证，没有人能因为个人好恶而改变国策：外交官不够强硬就撤换他，首相软弱就罢免他，国王不符合需要就推翻他，在参与分赃会的大部分阶层都获得满足前，只有帝国主义者才能坐在关键位置上。
“其次，”邓名仍在继续他的发言：“清军打着明军的旗号抢劫了清廷的漕运，这是冒名顶替，而且损害了我军的信用，而且居然还不打算分银子给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少清军将领听到这里已经面露惭愧，一个人鼓起勇气问道：“那现在再分还来得及吗？”
邓名扫那个清军将领一眼，对所有人大声说道：“如果清军在事先通知我们，和我军商量出一个合理分配方案，让我军损失的名誉得到合理的赔偿，对清廷的震慑力也得到一个合理的估价的话，我军可以接受。但当清军擅自展开行动，企图私下盗窃我军的财产时——请注意，名誉是无形的财产，正是名誉让我军东征以来行动顺利，各地官府也踊跃购买债券——我们就不可能不要求额外赔偿，而在自卫行动结束后，我军已经缴获了全部的漕粮和漕银，我们也不可能归还了，因为这对我军的支持者是不公平的。”
听说邓名一点儿东西都不分给清军后，大部分将领都低头不语，现在他们本来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过折腾了半天，反倒给明军做了嫁衣，当然让大家心里不痛快。
“我没有说不分好处给诸君，”见气氛有些沉闷，邓名进一步说明：“我只是说不分给清军。”
大部分人都错愕不解，只有头脑最灵活的几个才想起邓名说过，他们其实有双重身份，一种是清军军人，另外一种则是因为拥有战争债券而获得的帝国政府支持者称号。
“刚才王将军说道，因为踊跃购买债券导致经济困难，这点帝国政府事先确实有所疏忽了，我刚才认真思考了一下，不应该让帝国政府的支持者因为对我们的支持而遭遇饥寒温饱问题。”邓名宣布，因为王晗的提醒，他决定使用院会的授权，开始一次特别分红，红利就从这次的漕银里出：“本息依旧，特别分红相当于债券面值的百分之十，用白银支付。”
大部分人都彻底糊涂了，尤其是清军将领更是陷入了混乱，无法完成两种身份的切换。任堂等川军高级军官却没有丝毫的理解压力，马上就帮助邓名解释起来：“让支持者参与分赃……嗯，让支持者享受胜利的好处，是帝国的一贯政策，当然，在遭到损失后，我们也会要求共患难。”
“沟通非常重要，如果不是因为沟通问题，我军和清军就不会发生昨晚的误会，”在川军部下帮助清军和夔东军将领明白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后，邓名继续发言：“鉴于王将军的提醒，或许我们以后可以成立一个债券委员会，拥有大量债券的人可以参与讨论红利的分配方法。”
邓名又一次看向王晗：“王将军，作为一个债券的拥有者和帝国的支持者，如果遇到清军将领要求在制造了这么多事端后还要求分享已经在我军手中的漕银，你认为帝国军队该如何处置？”
“应该坚决镇压！”王晗答道：“不过作为清军将领，末将保证再不会向保国公提出漕银要求。”
第十一节 两全（上）
邓名让这些押送漕运的人录下口供，每样四份，然后打发他们持着自己和同僚的口供返回各自的驻地。多出来的一份邓名派人送去重庆，在给高明瞻一伙儿人吃红的同时，也向他们证明此次劫持漕运并非邓名毁约，而是押送漕运的官兵监守自盗，明军为了不被栽赃不得不进行自卫。
把这些清军军官遣散后，邓名再次召集川军的军官商量下一步对策。如果邓名能约束住部队不去劫漕船，那自然没有任何问题；可既然大家已经动手了，把粮食和银子都拿到了手里，邓名也就没法还回去了，不然，不但党守素和王光兴以及他们的手下会觉得邓名是白痴，李来亨和刘体纯也未必愿意，就是川军官兵也会不满——这可是上千万两的白银和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