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科举考试中最高等级的殿试，其实却是最简单的，因为无论成绩如何，考完之后都能做官，无非是排名先后而已。一般成绩靠前者，往往会被选入翰林院，虽然初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煎熬，但因为一直接近权力的中心，以后就有机会入阁拜相，最次也能做到个六部侍郎、郎中。
而成绩靠后者，一般会外放，也就是担任地方官员，从七品知县做起。虽然从知县升到阁部大员难度极大，但山高皇帝远，油水却比在朝中肥得多。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官尚且如此，贪官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很多人倒宁愿成绩靠后，外放捞实惠。
不过殿试的试卷一发下来，却出乎所有考生的意料之外。过去殿试只考“策问”，即皇帝提出一个时政问题，考生讲述自己的见解。
但是这次的试卷却并非策问，而是罗列出一大堆官职，让考生填写任职意向，并说明理由。众人心想这算什么考题？但既是殿试，也没人敢造次，只得认认真真地阅读起来。
可是这一细看，相当多的考生都大失所望。过去进士任职，无非就是翰林院待诏和知县这两种；可试卷上列出来的，却至少有数十种官职之多，当然全是正七品以下小官。比如：
知县，正七品，一县主官，掌管一切事务。
县丞，正八品，辅佐知县管理全县事务。
县主簿，正九品，管理全县的文书账册。
县典史，无品级，掌管缉捕、监狱。
府推官，正七品，掌一府刑讼之事。
按察司经历，正七品，相当于都察院在地方的办事员，监察地方官员。
中书舍人，从七品，协助内阁处理奏章。
提举，正八品，负责一项具体事务的襙作，如制盐、水利等。
大使，正九品，职责与提举相近，但级别又低了两级，多供职于过去朝廷认为不太重要的职能部门，如承运库、颜料局、皮作局、织染所等。
待诏，从九品，即翰林院最低级的官员。
教授，从九品，负责督导地方上的教学与考试事宜。
这些官职里，像知县、中书舍人这些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要么有实权，要么可接触到朝中高官。可其他官职就实在太卑微了，与胥吏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这些官职一般都是世袭的，朝廷任命只不过走个形式而已。
朱由检见众人狐疑，便朗声笑道：“你们是不是嫌有些官职太小？朕告诉你们，任何官职都有他的用处，任何一个岗位，要想把它做好、做到极致，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且过去像县丞、主簿、典史这样的官职常常世袭，也不能升迁，朕认为这很不正常。自今日始，这样的官也要纳入吏部的考核之中，能者上庸者下。你们要是做得好，很快就可以升迁，入阁拜相也并非不可能。
“另外，朕让你们选官职，是想看看你们对哪种官职更感兴趣，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动力做好。若你选的官职，事实证明你不能胜任，朕也只要将你们降级罚俸，可要想好了再选哦！”
虽然如此，选择“知县”、“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待诏”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朱由检也预料到这种情况，反正这只是考生们的意向，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
但也有些考生，主动选择了更“卑微”的官职。比如朱由检颇为欣赏的熊汝霖，他的任职意向就选择了品级最低、低到没有品级的典史。他的理由是：典史掌握一县衙役，肩负着缉盗的重要责任。如今浙江一代倭寇猖獗，他情愿回家乡做个小小的典史，保境安民，维护大明海疆。
又如袁枢，朱由检后来才知道他竟是袁可立之子。袁枢却并不想倚仗父亲的职位与威望提携自己，而情愿做一个九品主簿。他认为现在各地衙门账目混乱，贪腐情况十分严重，户部收不上赋税，自然也会间接影响到边军粮饷的补给。如能让他做个主簿，他保证可在一个月之内将任何一个县的所有账目梳理清楚。
当然，最让朱由检欣赏的，还是黄宗羲给出的答案。这些官职黄宗羲全不要，坚持要去户部，哪怕没有官职，做个文书小吏也成。
黄宗羲认为朝廷的赋税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一方面，“天下之田赋日增”，并产生了三个严重的危害。一是“积累莫返”，即每次税制改革以后，不管怎么改，老百姓的税赋水平总是在提高；二是“所税非所出”，即田赋折银，在折银的过程中会有盘剥百姓的情形发生；三是“田土无等第”，即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也不管种植的是什么作物，一律按一个标准收税，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而在另一方面，大批的商人经商收入远超种田，这部分收入却没有或很少征税。朝廷以农为本没有错，但是赋税仍以田赋为主，实际上是鼓励农户弃农经商或是做工。如果粮食够吃，这倒也没什么；可现在连年闹饥荒，种田的人却越来越少，收成自然也连年下降，田赋则全压到继续种田的农户身上，那些经商赚大钱的商人富户却逃避了赋税，这又是极其严重的不公平。
因此黄宗羲坚决要求到户部任职，那样他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深入的调研，并提出一整套赋税改革方案。现在这个方案当然还没有，但黄宗羲已经提出一个原则，那就是“崇本抑末”。
所谓“崇本”，即是把农、工、商都视为立国之本、赋税之本，加大对工商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