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符的起源和演化的另一种观点是，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信物，始于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秦汉时期最盛。
《说文解字》称：“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东汉前纸张尚未发明，符是用竹子做成的信物，即剖竹为二，合而相符，相当于一种证明的凭据。现代的“符合”、“相符”等词语，就是对“符”字古义的保留。竹制之符一般在民间作兑换、租借的凭证使用。而朝廷对友邦国家使节的往来以及调集军队所用之符，则是用青铜、金、银、玉等铸造、制作的，形状分虎、龙、人、龟、蛇、鱼等，其中以虎形居多，其表面镌刻有文字，说明用处。两符相合的面，一面有突出的半圆柱，一面是凹下去的柱穴，两面合缝，丝毫刁；差，形成一个整体，即所谓“合符”。后来有了印章，才逐渐废除了用符取信的做法6)。再至后来，巫师和方士道人借用了“符”这一名称，假托将神力以符号的形式附着在规定的“文字”或“图形”上，并将其书写在规定的纸、绢、木、石等物品上，作为传达神命和行使神命的凭据，这就是我们今天为能见到的“神图巫符”。
以上两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探讨符的起源和演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然而，探讨符的起源和演化，还应当从语言崇拜和文字崇拜，文字比语言在某些方面具有更突出的使用优点等方面宋探讨，才显得更为科学和全面。
从语言崇拜方面来看，符的产生也是语言崇拜的一种反映，符是咒语的书面化。有学者就认为：“很可能最初的符只是咒语的书面化，后来为了同一般的字句相区别，反映符的神秘性和无穷威力，才用变形文字和在符面上增加线条，使符面成为一种似文字非文字、似语句非语句的图形。””
从文字崇拜方面来看，中国最初的象形文字，本来就有艺术价值和某种神秘性，而后有《河图》、《洪范》九畴、《洛书》和《易经》八卦的出现，更加强了古人的文字崇拜。神仙方士中流传的符图和印章，便源于这种古老的文字崇拜。由于符比起咒语来在时间的覌性和空间的自定性上更显出明显优势，符不论是佩戴在身上和贴在物上都能给人以威力常在的感觉，所以符
的运用到了后来也就同咒语一样，越来越广泛。
符的形式，按载体的不同可分为木符(包括印符)、纸符、布符、绢丝符和实物符等。按笔画结构和特点的不同可分为文字符(图1—1图画符(图1—2)、非文字非图画之图案符(图1—3)，以及文字与图画、文字与图案相结合之符等。
文字符除了道士、巫师所创造的之外，书门联，书“姜太公”、“石敢当”等神名及书“魂”、“嚣”、“大”、“王”等字也有符的功用。如五月端午，许多地方盛行用雄黄在小孩额上书一“王”字，以避邪除秽。
实物符如道教及汉族民间常用的桃木棍、桃木制具，《红楼梦》中贾宝玉佩戴的那块和他与生俱宋的“通灵宝玉”，一些少数民族所佩带的动物残骨、石子，某些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护身之物，都是实物符之典型。而道教的镜、剑、书等实物，同样具有符的功能。镜子具有吸收、抵消、反射、分解、倒影、投影、加强、转换等的功用，因而在道教和民间的仪式中，常常被用以避邪除妖。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里也记述了镜子防鬼驱魔的作用：
镜乃金水之精，内明外暗。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避邪魅忤恶。凡人家宜悬大镜，可避邪魅。葛洪《抱朴子》云：“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托人形惑人，唯不能易镜中真形。故道士入山，以明镜径九寸以上者背之，则邪魅不敢近，自见其形，必反却走转。镜对之视，有踵者山神，无踵者老魅也。”《龙江录》云：“汉宣帝有宝镜如五铢钱，能见妖魅，常常佩由于宝剑难铸，剑身如流矢，故传为神奇。据《洞玄灵宝道学科仪》称，为剑题名，呼之密咒镊中，则“神金晖灵，使役百精，令我长生，万邪不害，天地相倾”。
与文字符相比，除镜、剑、书等实物外，其他实物符的起源期相对要早得多，文字符很显然至少应在出现文字崇拜之后才会产生。而实物符则在此之前就业已存在。
图案符包括服饰上的一些图案、文身的图案、面具图案，以及其他一些器物上的图案，如瓦当—上的吉祥图案(图1—4)、家具、木墙壁上的吉祥图案(图1—5)、厌胜钱图案(图1—6)、骄形图案、八卦图等。这些图案都有十分突出的避邪趋吉的巫术功用，其产生也应早于文字符。
除此之外，神的小塑像及画像(如门神、钟馗等)也有很突出的图案符的功用。门神之始，据传起于唐代。唐太宗曾经有一段时间苦于睡觉时噩梦丛生，梦中鬼神猖獗，险象四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太宗命手下两位虎将秦琼和尉迟恭守立于门前，以镇百鬼，果然收效甚好，梦中再也见不到恶鬼。太宗见二将夜夜守卫很辛苦，就命画匠将二位虎将画像贴于门上，噩梦同样不再引发。从此民间争而仿效，将二将画像贴于门上以驱恶鬼，呼为门神。宁波地区镇海一带，端午节在家宅中堂也要挂钟馗图像，书符咒：“五月五日天中节，——切虫蛇污秽尽消灭。”以雄黄倒写蛇字，贴于壁上，谓之“驱五毒”。
最初的文字符大多由复文组成，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