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爷爷周祖海作了交流后周晓斌走出自家的院子，沿着胡同往西头走去。大耳胡同也和北京的其他胡同一样，九曲回肠，弯来弯去。北京的胡同原来不是这样的，大家谁不喜欢胡同能够宽敞笔直，这都是让住房紧张给逼的。北京现在的人均住房面积还不到五平米，屋子里实在挤不下人了，大家就只好把主意打到了公共的空地上，你搭一个小棚，我建半间小屋，原本布局合理的北京胡同硬是给搞得怪憋屈的。
“杆子哥在吗，我是斌斌！”周晓斌在门外喊了下。
“斌子啊，我在呢，你快进来吧！”屋里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周晓斌推开门走了进去，只见一个剃着平头，穿着一身灰色中山的男子正背对着他在那里做衣架，地上摆满铁丝和竹条。男人的边上是一个穿着西服领、双排扣的蓝色列宁装，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她正转过身来，笑容是那么的甜美。
“嫂子，你也在啊，你们俩这是在做衣架呢！”周晓斌问了一句。
女孩脸蛋微红：“你这臭小子，乱喊什么呢！”
不过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并不高，显然底气不足，周晓斌嘿嘿的笑了下，没有反驳。
这时候男子也站起来，拍了拍手，他就是周晓斌口中的“杆子哥”，原名叫做徐光明，因为小时候长得高又很瘦，胡同里的人都叫他的绰号“麻杆”，大名反倒很少有人叫。女孩名叫刘佳，是徐光明的恋人，不过刘佳的父母一直反对两人交往。
至于反对的原因也不外乎是嫌贫爱富，徐光明的父亲死得早，母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把他拉扯大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徐家并不富裕。也因为家里没有过硬的关系，徐光明下乡插队回来都快三个月了，工作的事情还没坐落，算是当下无数城市待业青年中的一员。
当年*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除了希望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教育之外，也未尝没有其他方面的考量，要知道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对每个国家的政府来说都是个大难题。
而从今年开始，国家政策开始转变，以前下乡插队的知青陆续允许返城，这对许多家庭来说无疑是合家团圆的大好事，但对政府来说可就是一个大难题了。不是说允许人家回家政府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一张张嘴可都是要吃饭的啊！但实际上国家经济在过去十年的动乱中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怎么可能一下子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
于是乎，城市里的待业青年也就一下子多了起来，因为工作岗位少，僧多粥少，每个岗位都有无数人抢破头，走后门、托关系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至于没关系的，那就对不起了，靠边站吧！
这种大潮下，最近市面上还行多出一种怪病，叫做“四号病”。许多父母看到自己子女安排不到工作，整天呆在家里唉声叹气、无所事事，干脆一咬牙决定自己提前退休，，好让子女顶替自己进厂子里上班。但是退休总得有个理由吧，年龄到线的借口肯定是不行的，最好的借口自然是病退。于是许多人纷纷到医院开病退证明，医生们也都大手一挥，写上患四号病，同意病退。于是街头巷尾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两个熟人在街头碰到，其中一个人问道：“老李，听说你这几天办理病退手续了，得了什么病啊？”
另一个回答：“四号病！我听说你也提前退休了，该不会是和我得了相同的病吧！”
“一样的，一样的！”
于是两个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有几种病，因为害怕民众听到后引起恐慌，国家一直以来都是用代号命名的，例如一号病代指鼠疫，二号病是霍乱，三号病是天花，不过也仅有一到三号而已，并没有真正的四号病。
徐光明最近也很烦闷，他和刘佳也算是青梅竹马，从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后来去下乡也被分配到了同一个生产大队。刘佳因为她父亲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早在去年前就以招工的名义把她从乡下弄回来安排进了一家工厂上班。而徐光明一直拖到今年政策转变后才得以返回北京，因为家里没关系，也安排不到好工作，一直就这么在家里待着，还要自己母亲养活，这让他一个四肢健全的堂堂男子汉情以何堪。
更让他难受的是，刘佳的父母最近不停地逼她去相亲，虽然两个人的感情是忠贞不渝的，刘佳也不顾父母的反对一直和他在一起，但一想到刘家人看自己时那种鄙夷的神情，徐光明的心就像刀割一样。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来，证明给大家看刘佳选择自己是没错的。今年徐光明和刘佳都已经二十四岁了，自己可以不急，但他不得不为刘佳考虑一下，再等下去刘佳就是成一个老姑娘了，想到心爱的人儿为了自己不知道暗暗承受着多少压力，徐光明渴望成功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
看到周晓斌来了，徐光明也就把手头的活计收拾起来，放到一边。
“杆子哥，这些衣架能卖的出去吗？”周晓斌坐在刘佳端过来的一条小板凳上问道。
“马马虎虎吧，也就混个日子，你说我有手有脚总不能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吃白饭吧，至少也得养得活自己这张嘴吧！”徐光明苦笑着说道。
“斌斌，你帮我劝劝他，最近风头太紧，我们区的投机倒把办公室昨天又抓到一个倒卖粮票的，听说要被判刑，我叫他今天不要去，他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