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明代官吏们为了生活，便只能通过各种手段想办法敛财，于是地方官便花样百出的推出了各种潜规则，比如说臭名昭著的折色银，淋尖踢斛等手段便纷纷出现，让老百姓对此是深恶痛绝。
当初朱元璋也痛恨贪官污吏，对贪官采取了极其严苛的手段进行惩罚，甚至于剥皮实草，可是贪官却怎么都杀不绝，割韭菜一般的割一茬又一茬，贪官们也前赴后继，继续干！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基层官吏可以通过各种实权敛财，高级官员自然也不甘示弱，处处伸手，到了明末崇祯年间，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被削弱之后，官员们敛财更是肆无忌惮了起来，朝廷开始的时候也不是拨不出粮饷，可是户部拨发下去的粮饷，经过官吏和军将们的层层盘剥之后，到当兵的手中，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也是明军战斗力不强，另外还有大批明军干脆直接造反的原因之一。
大中朝既然新立，这方面的事情，便不能再重蹈大明的覆辙了，所以肖天健虽然手头不宽裕，可是对于官吏和兵将们们的俸禄，却绝不吝啬，各级官员所定薪俸都相当高，而且减少官员之间的等级差距，让官吏们凭借着所领的薪俸，便足以养家糊口，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
虽然高薪养lian不见得就是治理官吏贪fu的终极办法，可是一定程度上，也让有点良知的官吏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了，再加上监察院暗访使流动到各地监察，大中朝官吏们想要贪墨，就要冒很大的风险。
肖天健的想法很明确，老子给你们钱花，让你们有钱花，还能过的不错，但是如果你们这些官吏，还敢伸手的话，那么对不起，老子再杀你们的时候，就用不着客气了！
这也是变相的提高了官吏们的犯罪成本，既然在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再伸手他们就先要考虑一下，一旦被抓住，抄家问斩对于他们来说值得不值得了！监察院说白了，也就是类似后世香港的廉政公署，专门收拾那些无良官吏，再加上今后推行司法**制度，肖天健相信通过各种手段，还是可以控制官吏贪fu的问题的。
侦捕房的设立，并不是一句话的事情，这些人不但要身手矫健，而且这些人在入职之前，全部都要先让人对其宣讲大中律，另外肖天健还下旨，重新大量刊印宋代法医专家宋慈所著法医专著《洗冤录》下发地方，供各级侦捕房人员以及仵作学习之用，省的这帮家伙都是粗人，办出太多的蠢事。
警察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下一步就是检察官和法官的问题了，这一点肖天健决定从上至下进行改革，类似法院的东西，古代也不是没有，大理寺其实就是相当于国家最高法院，所以肖天健就现在大理寺下手，令大理寺今后便执掌审判之事，名为大理寺，实质上行的便是后世的法院之职，人员也都以熟悉法学之人充任，职权**，不受任何人干涉，名义上只对皇帝负责，拥有完全**的审判权力，省的各级官员动辄就插手干涉审案之事。
而且肖天健决定，将大理寺先设置到地方的府一级地区，今后条件好了之后，再朝州县一级铺开。
这一下法院系统也就建立了起来，接着肖天健便又在刑部下设置了司狱系统，这个司狱古来有之，就是专司执掌牢狱之事，所以不算是新创，不过却要在全国今后建立起专门的监狱，以供罪犯服刑之用。
犯罪的人，该杀的杀，罪大恶极之人，还是判处凌迟，这在这个时代，这种酷刑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毕竟人权这东西，现在还没人提出来，肖天健也认为，有些混账东西，刮了都不解恨，所以他并未废止凌迟之刑！另外判处死刑的，也可以斩首，罪责轻一点的也可以判绞刑，总之根据犯罪轻重，死刑方式也进行区分。
对于那些罪不至死的罪犯，就判决活刑，活刑之中，又分为徒刑和体罚之刑，体罚类的刑罚，肖天健下旨废除了割鼻、挖眼、割耳朵、穿面这一类的酷刑，而是改为了鞭挞。
肖天健很欣赏后世新加坡的鞭刑，认为通过这样的鞭刑，也可以惩治一些犯错之人，让他们体验到犯罪的可怕，今后不敢轻易再犯，但是割掉鼻子、耳朵，就太残酷了一些，所以他便以鞭挞之刑，替代了这些使人致残的酷刑。
徒刑就好说了，肖天健决定，对原来的徒刑加以改善，在各地设置类似于后世的监狱，让判刑的犯人进入到监狱之中服刑，这么一来，可以集中罪犯，来充当免费劳役，集中起来干一些活，比如说国家出资的修河堤、修路、开垦农场、开矿之类的事情，让这些罪犯去干，还是比较合适的！省的还要白花钱养活他们，劳动力是要充分的利用起来的。
但是肖天健没有彻底取消流刑，因为他又另外的打算，今后大中朝肯定是要开疆拓土的，这一点他坚信不疑，而且今后开拓的疆土，肯定生存条件会相对恶劣，单单靠着鼓励汉人移民，先期难度很大，所以一些犯人便可以判处其流刑，先期将他们发放到边远之地负责开拓和建设基础设施，当边远之地基础条件好了之后，再鼓励大批移民，而这些被判流刑之人，刑满之后，便就地安置，不得返回原籍，使之成为边远之地的原住民，以此可以加强大中朝中央对于边远地方的控制力。
于是通过这一番调整之后，刑部的权力被扩大很多，也将地方行政官员的审案权力收归到侦捕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