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用很通俗的语言解释了什么是“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他仔细的听着译员的翻译是否准确，然后接着又说：“对于成立中苏合作经济特区，其实就是大家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实施的办法，就象大家一起种一块地，究竟该怎么种？谁来种？怎么分配所得的收成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对我们中苏两个国家都有利，能使闲置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例如，西西伯利亚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丰富，而中国的农业人口众多，人力资源雄厚，把两个资源结合起来，加以充分的利用，就会极大的促进中苏两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快速的发展。”
蒋经国拿起了矿泉水润了一下口说：“我们革命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过上好曰子吗，这块地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两国人民能在这一地区友好的相处，共同的合作开发这里，造福于两国人民。建立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区，把这块是非之地，变成两国政斧和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两国人民的长治久安，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我想合作区成立后，一直困扰你们苏联的农业问题就不再会是什么大问题。还有就是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储备都很充沛，双方合作就会使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实现强强联合，更加有利于中苏两国人民的福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对于蒋经国的这番解释，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样可以搁置许多争议、避免冲突，能够开启通向未来的和平大门，确立了中苏两国和人民的友好关系。这个关系如果能得到成功发展，这不但对苏联和中国，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极为有利的。这种方法听起来还是可行的。对西伯利亚进行移民从沙俄时期就开始，进行了100来年也没形成规模，如果按中国的这种设想，最起码可以每年都有一笔不错的分成，粮食问题解决了那可是个大事，如果能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技术解决苏联农副、轻工市场供应不足的问题就更“哈拉少”了。
接下来双方在谈判中讨论了有关中国和苏联两国在乌拉尔山脉以东，贝加尔湖以西，北纬53度以南地区，双方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建立中苏合作经济特区的问题。中苏两国政斧就苏联原有在这一地区企业的所有权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方面的意见，在这一地区苏联原有的企业在完成应缴给经济特区政斧的税收后，企业的税后利润归苏联政斧一方所有。对于苏联原有的公共设施，中国按其净资产，以现金，实物或技术，出资50收购。对于中苏双方在本地区新建的企业，在完成应缴给经济特政斧的税收后，企业的税后利润给企业留40，作为企业发展，职工福利和企业储备基金，其余由双方政斧平分。所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均以同等的价格，同等的质量，对等出售给双方。中国方面承诺每年向这一地区投资不少于200亿人民币，其中一半用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开发建设。中国方面表示，愿意为苏联的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做出积极的贡献，中国将鼓励经济特区内的中资企业把自己所生产的农业和轻工产品大量的供应苏联市场，以满足苏联人民对这些农轻产品曰益增长的需要。
中苏合作经济特区建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中苏方法的人员轮流担任，主任由中方出任，副主任由苏方出任。各部委的正职由苏联人担任，副职由中国人担任。上述职务每隔4年轮换一次。合作经济特区建立管理委员会主任不管是哪方的人员都不在对自己所在国的政斧负责，只对中苏合作经济特区政斧和经济特区人民负责。
为了繁荣这一地区允许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投资
中国把整个关于中苏合作经济特区的方案交给了苏联政斧，并作了说明。苏联代表团表示提交有关方面进行全面的论证。
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以现在的停火线为基础，重新划订两国的边界走向这项提议。苏联方面也谈了自己的意见，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柯西金在这种情况下，尽力的为苏联争取最大的利益，他说：“就其领土资源上看，苏联的领土足够大，已经足够我们开发利用的了，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资源配置上讲，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潜力，这些地方划给中国也不是不可以的。但这里有个苏联政斧怎么对苏联人民交代的问题。”
柯西金看了看中国代表团在听着自己的下文，于是他接着说：“中国方面是不是能给一些让苏联人民看的见，摸的着的补偿，以堵住苏联老百姓的嘴呢”。
又拿“人民”来说事，对此大家都心照不宣，这是政治家们最常见的手法。李大为考虑了一下，说：“只有是要求合理，中国政斧可以考虑。我看这样吧，经国你下一步和柯西金同志商量一下，看看苏联同志有什么具体要求”
蒋经国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了一个本子，翻看了一下说：“我们来时已考虑过这个问题，既然现在柯西金同志提出了这个‘给一些让苏联人民能看的见，摸的着的补偿’问题。我们准备在双方签订边界协定以后，中国政斧将无偿的援助给苏联人民200万块电子手表，20万台半导体收音机，10万台双缸洗衣机，5万台电冰箱，5万台彩色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