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大明朝刚刚进入崇祯三年，就遭到了后金首领黄台吉的军事进攻。后金军队两万余人从大安口附近破长城，攻陷遵化，然后转入北畿，甚至打到北京城附近还绕了一个圈，又东进打下通州、滦州，举国震惊。
被人从身后找条缝钻进肚子里大开杀戒，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绝对是丢了面子，带着关外主力紧急回援，和后金军连续恶战了好几场，才算堪堪逼退了对手。不过，这个过程中的历史悬疑问题，也为他之后的悲剧收场埋下了种子。
后金军的第一次入关，京蓟、河北等地人口、粮食、牲畜、财物损失惨重，各地勤王明军除了气势上合格外，几乎拿入关的后金军无可奈何，又眼睁睁看着对方从喜峰口退走。此战结束，包括赵率教在内的名将死掉了一批，大明朝对后金的战略态势已经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完全转入了被动防御状态。
而从前年开始的陕西农民暴动，受到了明朝官军的四下围堵，乌合之众的农民军被陕西官军打了个落花流水。眼看着一场农民运动就要这样被镇压下去，谁知农民军在首领王自用和王嘉胤的率领下，突然在5月份强渡黄河，转战进入山西。农民军迅速化整为零蔓延开来，截至7月份，已经连续攻破了山、陕交界的多地州县，并又在山西境内掀起了民变的连锁反应。明末的北方农民暴动，也正式进入了无法收场的阶段。
大明帝国北方局势的糜烂，似乎并没有影响南方的生活节奏，即便天灾在两广和福建已经连续肆掠了好几年，甚至广西还发生了规模不小的少数民族暴乱，但整体来说，在东南沿海又逐渐兴旺的海贸推动下，歌舞升平还是社会的主基调。至于不断从内陆涌入的难民，除了驱赶或不予理睬外，几乎没有多少地方官能够把这种事当成自己的份内事去处理。
但在两广和福建，还是发生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事情的起因，就是两广的部分有背景的家族海商因为不愿意给刘香、郑芝龙支付“护航费”，从而遭到了刘香、郑芝龙和李国助势力的暗中打压。
当好几艘从事安南贸易的商船被刘香给拦截后，这些海商赶紧通过一些关系，联系到了郑芝龙，希望对方出面解决。谁知道郑芝龙对这些“不守规矩”的两广海商完全就没有好脸色，还以“私行外藩商事，擅挑边衅”为由将这些一毛不拔的商人骂了个狗血淋头。
好一个郑芝龙，这简直就是兵匪一家嘛！这些怒火中烧的富豪大族一怒之下，又找关系告到了两广总督王尊德那里，大肆打造郑芝龙“纵容海寇、勾结米夷”的罪名。
郑芝龙是谁？不光是闽浙一带的海上霸主，更是福建巡抚熊文灿的人，凭借剿灭东南沿海海盗的大功正红得发紫。但两广总督王尊德可是个历史上有名的一根筋，他一听到刘香和华美番夷，甚至是和郑芝龙、吕宋弗朗机人有一腿的诉状，马上就发飙了。一方面督令沿海军镇卫所剿灭刘香，一方面上奏弹劾熊文灿纵容郑芝龙，对外卑颜屈膝，有损国体。
熊文灿当然也不是个软柿子，既然闹到他头上，自然也要全力以赴。一番了解之后，熊文灿也上书崇祯皇帝，弹劾两广总督王尊德交结地方富商，其中不乏偏袒奸商营私倒卖，滥行权柄……论起锦绣文章，熊文灿又高了王尊德一筹，也将对方气了个半死。一时之间，两广总督府和福建巡抚衙门是互相攻讦，各执其词。
过去的一年，一度半死不活的福州市舶司居然奇迹般给皇帝内库贡献了数万两银子，让一分银子恨不得掰成两半来用的崇祯皇帝是记忆深刻。这都是熊文灿治理的闽浙一带“海事清平、行法严规、商营兴盛”的良好佐证，当皇帝的自然不会去否定熊文灿的努力。
深知地方督抚矛盾的崇祯皇帝，最终也只能采取“各打一板子”的策略，对熊文灿和王尊德都呵斥了一顿，意思是这种事别整天闹到北京来，朕很烦……但王尊德同样也收到了“禁查两广私货、缉剿海寇”的圣旨。
圣旨在手，王尊德就开干了。首先再次重申了外夷商船只能在广州番禺和澳门上岸的律令；然后凡是来自闽浙或南洋的商船，也必须经由广州市舶司和备倭都指挥使的准许，否则以营私倒卖为由可以查抄船货；最后，则是命令广州、琼州等地海防水寨兵船追剿刘香，不过这条命令基本上就没有实行下去的可能。因为和郑芝龙当年一样，刘香在两广沿海的贿赂工作做得也是有声有色，朝廷动不动就喊剿匪，如今那么太平的边海，谁没事去自己找事？何况广东下辖的那些个海防水营、军镇卫所，缺兵少饷多年，早就快烂到根了，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能耐。
这个算典型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好不容易才由华美远征舰队“安顿”下来的东海南洋秩序又有了点起乱的味道。一时间地方官打着两广总督府名义的各种敲诈勒索在两广一带港口层出不穷，最终还是东南沿海的海商为这种政治斗争付出了惨重代价。明朝末年变幻不定的海贸政策，可说是在王尊德手里表现得漓淋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