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大明王朝是先进的，因为它比之前任何一个中国封建王朝都无限接近近代文明的光辉——能否有自我改变的勇气是一回事，至少它已经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
有人说，大明王朝是光荣的，因为它比之前任何一个中国封建王朝都死得更悲壮——内外夹击、文攻武斗层出不穷，几十年垂死争斗的历程可歌可泣，虽败犹荣。
还有人说，大明王朝是罪过的，因为它只是从蒙元手里完成了汉民族的重新掌权，却没有实现宋亡之后的汉民族复兴，反而继续走上了一条因为古典汉统文化断层而导致的历史岔路——在制度设计上丧失了唐宋时期的大气洒脱和精进，光鲜的外表下充斥着蒙元统治残留的愚昧和倒退，思想阉割的枷锁就从大明王朝开始。
但不管怎么说，站在民族情感的高度，我们有理由为这个寄付了亿万华夏汉魂的东方王朝给予一种入骨的历史认同。至少在那个年代，人们不用刻意去追求一种历史尊严。
在新世界的蝴蝶翅膀下，除了比原本的历史慢了半个节拍，歪歪扭扭的历史车轮依然没有迈过那道深深的车辙沟壑。
过去的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农民军打进了瘟疫肆掠后奄奄一息的帝都北京，大明崇祯皇帝随后坚守了这个帝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皇家格言，在煤山一株歪脖子树上结束了坎坷委屈的一生，更留下了“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满腔遗恨。
连江山轮流坐的思想都没准备好的李自成，即便顶着一个新皇帝的头衔，在北京城依然展露了一遍封建草根低层的极端短视和暴虐丑态。以暴力追饷模式拷打勒索投降的北京官员，以至于就在李自成的眼皮子底下，北京城内依然流传着“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的神秘告示。
满清此时也迈过了皇权争夺的难关，理顺了内部力量的睿亲王多尔衮，在收到明总兵吴三桂的“邀请信”后，亲领大军南下，并中途改变了行军路线，直取三海关，将历史的偶然变成了必然：一片石大战，李自成的皇帝梦短暂如烟，满清入关。
对大顺政权咬牙切齿的大明北京遗臣们，此时出奇的团结，迅速叩拜进入北京城的满清军队。吴三桂披麻戴孝领着多尔衮进入北京城，整个北方掀起了一场为大明崇祯皇帝复仇的历史闹剧，在“胡无百年之运”的主观臆导下，也许没人真正认为满清会从此占住大明关内领土不走了。
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收益，在衡量了天下基本势态之后，多尔衮展露出一位时代枭雄应有的目光和胆略。入关清军不顾兵力单薄，穷追猛打李自成溃军，顺带铺开摊子一路圈掉明朝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省，将关外关内连成一片。
“与贼誓不两立”，大概就是此时整个明朝官绅士大夫心头最执着的信念，或者说是历史大背景下最冠冕堂皇的投机心理的遮羞布。在满清铺开摊子全面圈拿北方便宜果子的时候，依然掌握半壁江山的明朝官员们，无论文武，此时也投入了另一场乐此不疲的政治圈地运动——谁在剩下的半壁江山里拥有最大的话语权。
不作死就不会死，党争的风潮居然在大厦将倾之时还攀到了历史最高点，而东南半壁的山山水水之间，大明的上上下下还并不知道命运沙漏里的沙子已经所剩无几。
……
1645年2月18日，周日，华美香港总督区。
初春的香港岛，此时一如既往的繁忙，内陆的多个街区建设工地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工作。虽然城镇扩建力度比最初几年小了许多，但和前两年相比，香港岛的城区建设又发生了不少变化，显得更加阔气美观。
香港总督区成立八年，新一轮的定居权入籍法令颁布后，岛上的华美正式定居人口终于突破了10000人，不过依然有超过7000的大明籍流民劳工在此地长期打工生活。这些大明劳工以湖广、江西的南下落难流民为主，在香港从事着码头搬工、车夫、建筑工的底层繁重工作。由于本地粮价较低，人均月收入又超过二两银子，所以生活大都安定，就等着什么时候攒够本钱衣锦还乡。
优良的港口地理位置加上自由贸易和低税率的发展政策，香港早已取代澳门成为了广东的海贸第一门户。加上东联集团向国内中小企业开放了部分远东业务，香港产业园终于拥有了几家小规模的制造企业，使得香港摆脱了纯粹的贸易消费型城镇的单一发展路线，拥有了一定的自我造血能力。
港口，东联集团从东南亚最新收购的一批稻米正在陆续卸下，码头上一辆辆板车往返，数百名在香港务工的大明劳工是忙得汗流浃背、脚不沾地。在距离码头不远的货栈仓储区，一群从广州赶来的从事粮食贸易的海商眼巴巴地看着仓库大门，捏着交易合同等着提货。
和近在咫尺的广州相比，南洋稻米一向价格低廉，每石稻米的批发价格通常九钱到一两银子，甚至某些年份还要更低。不过从去年春季开始，情况开始有所不同。到岸的南洋稻米看起来虽然比往年多了许多，但香港的大宗粮食批发价格却一直在上升，最近一个月的稻米批发价格已经折合每石超过一两三钱，而且出售数量也进行了严格限制。
再联想到去年琼州秋收后的稻米大部分都被南海商号卖给了东联集团，就让人不由得产生东联集团是不是打算囤积惜售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