炜杰激动地说：“敢问上人，如之奈何？！”
林夕说：“求道乃在于——求真、求义、务实、共荣，行道乃在于——发明、创造、发展、超越”
炜杰问：“求真非求圣乎？”
林夕问：“敢问圣人道尽道乎？”
炜杰说：“那当然不可能，否则何来明经辩义呢？”
林夕笑着说：“既然圣人并未道尽大道，圣人之言能够解决天下难题吗？”
炜杰也笑着说：“若是圣人之言能够解决天下吏治，那就已经是三代之治了。然则，上将军的求道，与老子之言何以异也？”
林夕说：“老子至少是个老实人，悟道、求道，并不强以为道之代言人。”
炜杰也慨然而怅然：“其实，夫子（注：这里指孔丘孔夫子）又何尝不是，若非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焉能以一己之私遮蔽大道之求索，就是夫子，也曾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注：先秦·孔子《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般的解释是指只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创作。但是这里对此存疑，述可以理解为阐述大道，而不是自己捏造、创造，强行解释等含义。信就是相信，好古这里的意思是喜好——古人，这里的古人的某一种解释，可以理解为能够直接与上天对话的人，就是巫，他们传授的话，这样才能真正解释的通，否则就会有一个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许多此前时代没有的东西，提供了便利，那么就应该都被摒弃掉，但是统治阶级从未这么做过。比如三国演义的时代，没有凳子、椅子，只有低矮的胡床、案几。孔子整理《诗》、《书》，确定了上古文献的标准版本(经)；作《春秋》，确定了评价历史的原则；讲述《周易》，让《周易》《周易》从卜筮之书变成哲学之书，开创了义理易学；本身是非常伟大的。甚至。儒家的圣人是所谓“人伦之至也”，也就是道德上完美的人。孔子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也在人生修养和哲学思想。这也许能推广到政治层面，因为道德是政治的基准之一。是士大夫阶层因为用于知识的垄断权利，从而想永远垄断这一个阶层的利益而导致的。】
林夕说：“如今大道之行凋敝，在于统制阶层，不在大道本身，所以，自下而上，由散而众，是小概率事件，大一统王朝会本能地腐败，本能地压制格物致知的发展，会本能地压榨百姓。所以，真正的大同世界，求其圣者，应该是众人都能明了事理，至少大部分都能如此，每个人都没有生存之忧。每一个人都能知道平衡自己的yù_wàng与他人的界限。这可能就需要开启全民智慧吧。”
炜杰问：“全民启智，那怎么能够实现呢？民物不丰，奉官吏尚且不足。”
林夕说：
“经上说，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注：赛59：1-2）
这个罪，就是不信。不信的原因，就是自义，自义的表现，就是面子。
面子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尊严和官仪。
当一个人以自己的某个未经验证的理论和观念说出去的话，坚持反对和打压一切让自己丢面子的人和事情，他就已经长久丢失了自己的求道之心。
人有安全、温饱、发展甚至受人接纳和尊重的需求，这都是上天所赐的正常的东西，但是上天所赐，有他们的季节。
但是道学家们会竖起一种旗帜，定罪他人，让自己得利快活。
但是罪就是罪。
荀子《天论》有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这算是煌煌之言，其义大也。
但是他接着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那时候，周王治下才多少人，如今，大宋治下多少人。
连问题的核心都抓不住，或者不愿意抓，怎么可能长久呢？
人呐，向真相和真理低头不丢人。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就不之全知全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求知呀。
求仁得仁，为什么求道不能得道呢？
知而不能行，算作真知吗？
笃于信而敏于行，方为君子吧。”
炜杰听着林夕的话，自己也觉得心虚起来，不过听到最后一句——人呐，向真相和真理低头不丢人，这才脸色好转。不过，坐而论道，其实在跨越领域的问题上，是非常困难的，炜杰也不能一下子明白林夕的全部意思，但是这不妨害炜杰从自身广泛的游历和见识中，提炼出贴合林夕意思的主线。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这是天下财富的生产增长能够超过人口基本消耗的增长，而这一点，炜杰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炜杰横下心，反正要问这种问题，只有这第一次，这一次中，林夕会解答所有问题，而这一次之后，炜杰自己都没有勇气——也或者自己觉得没有勇气——再提这样尖锐的问题。
炜杰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