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秀芬风波后，公司里所有的人都领略到了这个平时温和的高董的强势，知道这是只‘笑面虎’，起飙来谁也拦不住，对高明的敬畏陡增。那些托关系进来的打算混吃混喝的人都噤若寒蝉，有的就开始找人预备后路，有的急急忙忙地开始恶补业务技能，生怕自己成了顾秀芬第二，毕竟中金公司的待遇是其他国企望尘莫及的，还有极少数想负隅顽抗的，也都很快被高明秒杀。接下来高明不断地找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要求，第一，公司不养闲人，想混吃混喝的尽早准备后事，那些愿意全力以赴同舟共济的不咎既往，以后公司所有人全凭业绩说话，唯才是举。第二，各部门对本部门的工作流程要定期做出检讨改善，并要经得起检验，把没用的、官样文章的东西统统拿下去，这件事高明会亲自过问检讨的成果。这一系列的重拳下来，公司上下都象打了激素一样诚惶诚恐地动作起来，整个的风气为之一振。
在中金公司的这场大整顿中唯一没有被波及到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部门，那就是融资业务二部，这个部门的名字听起来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但这个部门在一个独立的办公区办公，这个办公区门口总会有保安值班，公司里除了高明和方国栋有权进入，其他人一律不放行，业务二部内部的管理也是独立的军事化管理。原来这个业务二部就是负责把钱打到‘326’计划的各个项目上的执行人，他们不需要其他的技术，只需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证资金准确顺利的投放到目标项目上，二部的部门经理就是国安局的人，所以这些二部的员工在进来前都是被‘洗过脑’的，进来后也是被处处‘关照’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就连他们的家人朋友也只知道他们在中金公司工作而已，再多的情况那就是一问三不知了。这样的部门高明当然不用操心，也没权力操这个心，二部事实上就是挂在中金公司的旗下而已。
中金公司现在还处于他的婴儿期，这就需要这个婴儿的家长更多的精力来不停地呵护，所以高明现在除了期市的操作，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现在多花些力气，以后就可以尽早地放手给方国栋，毕竟下面的一波梯队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没有他的强势翼护和支持，公司的成长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帐他还是算得过来的。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服务项目，这个问题在前世时直到他穿越的时候依然没有这样一个公司出来做这件事情，来到这个世界后，他的蝴蝶翅膀越扇越玄，提前二十年做了这件事情，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其实涉及到国内的金融市场问题实在是很复杂，因为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法规，乃至成型的运作规范，都是一片空白，没有什么参照。大部分时间里，就连高明自己都是凭着经验和现场的判断摸着石头过河。
再有，中国这个市场不同于西方的已经形成的信用体系下的市场，信用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保证，比如在西方国家，一个破产的人是不可能象在国内那样宣告破产后换个公司头衔就依然声色犬马的，在香港破产的人只能住廉租房，出门坐地铁，不可以自己有车，任何奢侈的消费都是不可以的，但在国内这是实现不了的，至少在近期是实现不了的，所以有些人突然得到了一笔巨款就管不住手，大肆挥霍，不务正业，这样的例子在当时还比较贫穷的国内也是屡见不鲜。这就使公司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和监控没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就使那些没有东西作为抵押的公司失掉了获得贷款的机会，但如果这些公司的项目真的很有前景，中金还是会考虑以后来风行硅谷的风险投资的方式入股，虽然这样会把企业挡在门槛外，但毕竟还是有少部分企业得到了资助而成长起来。
当然，高明对今后二十年的了解在选择项目上是极有价值的，比如说海尔、联想、格力等这些还处于起步期的企业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陆续浮出水面的时候很痛快地得到了大笔的资助，对这些企业，高明还在贷款或风险投资以外无偿赠送了公司治理和财务运作等技术的咨询服务，搞得这些公司对高明感激涕零，真有见到财神爷的感觉。当然，这个先知先觉的能力只有高明有，只要一提企业的名字他就可以挑出那些可资助的对象，这也使中金公司的资助项目的成功率大大高于国际上他们的同行，而如果以正常的评估方式是不可能取得比高明更准确的结果的，这也使后来国内外的同行们在研究中金公司在这个领域成功的原因时，怎么也搞不明白高明是用什么方法把那些好的项目象大海捞针一样挑出来的。因此，靠着这种‘作弊’的方式，高明的个人作用在中小型企业融资的项目上无可替代，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提前成长起来的海尔或联想，或是以后的那些民营的汽车企业和互联网行业，对中国的崛起一点坏处没有，只要能推动国民经济的展，谁管他是不是在作弊！马拉多纳还有‘上帝之手’呢，高明为什么不能也伸一小手把国家推一把呢？
为了加强对贷款使用情况的监控，中金公司对放贷的对象大多都派驻了监理员，以保证这些款项专款专用和这些企业不会因为公司治理上的问题使项目失败而形成坏账。监理员的报酬丰厚，但公司对监理员的业务素质也有一定的要求，并且对其职业操守的要求就更为严苛，这方面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