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回到美国后，中金公司派出了一个以任倩倩领衔的六个人的专家团队加上两个俄语翻译立即动身飞赴莫斯科，作为米哈伊洛夫的顾问团来操作对那个城市信用社的并购。没过多久，这家集体性城市信用社就变成了合资的私人银行了，名字就叫莫斯科联合银行，银行在中金公司的牵头下在北京也和中国银行合资开设了分行，当然在北京的分行没有私人业务。米哈伊洛夫担任莫斯科联合银行的第一任总裁兼常务副董事长，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银行家，除了他那5的股份外，中金公司有9o的股份，方舟公司则是占5的股份。银行两个副行长一个是原来信用社的一把手，另一个是中国银行派过来的，叫做陈冰，另外，各个部门的主管和一些骨干也都是由国内选送过来的，而各部门的副职则由原来信用社里的骨干来担任。
银行开张的那天是9月18日（不知道米哈伊洛夫为什么选中这个日子），作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高明和冉国红也应邀来到了莫斯科参加开业仪式。出席仪式的都是些莫斯科的达官贵人，高明身穿黑色的礼服，风度翩翩地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说，然后是米哈伊洛夫和莫斯科市长的讲话，接下来又是一些嘉宾的讲话和祝词，最后是酒会，苏联的各大报纸也都纷纷刊登和了莫斯科联合银行开业的消息。
莫斯科联合银行的经营结构高明早就设计好了，最主要的利润来自金融交易，也就是买卖金融资产（比如：债券、股票、各种凭证以及衍生品等），这种交易在金融功能单一呆板的苏联金融市场可以起到增加金融体系的活力的作用，用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起到了‘活血化瘀’的作用，从而必然受到用户的追捧，使银行迅获得丰厚的利润)这项业务是原来的信用社没有的，所以基本上都是国内抽调过来的骨干搭起的架子，当然，在苏联境内也打出了招聘广告，高薪聘用有相关经验的本地人。
银行还有一项重要的业务就是进出口结算的业务，也就是作为米哈伊洛夫和方舟公司之间巨大的贸易业务设置的进出口结算银行，与此同时，银行还吸引了大量的从事中苏双边贸易的国有公司和个体商贩的资金，并也成为了他们的进出口银行。
当时的苏联消费市场危机重重，仓库外漫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仓库中许多货物完全缺乏的悲惨情景比比皆是。商品一上市，马上就被抢购一空。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现在变得对利润十分敏感，针对商品的过度需求，它们使产品转向高质量、高价格，这带来了很高的利润。这样，部分低收入人口依赖的生活必需品变得越来越难以买到。只好通过有影响的人的“后门”渠道，或通过高于官方价格秘密地买卖（这一直是苏联体制的特点），商品的销售开始明显地被排除在公开的消费品市场之外。空空的货架不可避免地使家庭储藏问题凸显出来。当消费品越来越难以到手时，消费者开始把商品储藏在家里。这种储藏行为，从消费者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货物的短缺现象更加恶化。
在这样的状况催生了那时候终日穿梭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国际倒爷’，他们把中国的服装、鞋帽、日用品大包大包地运往莫斯科，又把那边的皮衣、皮具、鹿角、牛黄、黄金饰、以及各种便宜的工业品带回中国，莫斯科联合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里有相当的一部分比重就是为这些人量身定做的，银行里单独开设了中苏贸易的会员服务柜台，为所有从事中苏贸易的这些会员提供方便、快捷、安全的各种结算汇兑服务。
对于信贷和投资的方向，高明并不建议米哈伊洛夫去冒险，毕竟现在苏联社会动荡，什么都有可能生。但银行会对有实力的客户或有担保的会员会提供私人融资服务，在苏联方面这些客户由米哈伊洛夫来展，他手里掌握着大量的有钱的个体户、私企业主，甚至黑帮的骨干（当然这个是对外保密的，而且给他们的都是绝对的高利贷）；而在中方则由方舟公司来做这个事，所有对中方贸易人员的私人融资都由方舟公司审核决定并为有资质的企业或个人提供担保。
虽然银行在北京不对公众开设个人储蓄业务，只对固定的会员提供这项服务，但在莫斯科还是继承了原来的城市信用社的储蓄业务，并且加以升级，在储蓄业务大厅对储户提供大量的服务窗口，这就使银行里基本上没有了其他银行那样的长队，所有的窗口人员必须是微笑服务，这基本上类似于美国银行的服务了，莫斯科联合因此很快吸引了众多的储蓄业务的客户。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在高明雄厚的资金的支持下，莫斯科联合银行的支行和储蓄所的数量象滚雪球一样增大，迅蔓延到整个莫斯科的各个角落以及苏联的其他大中型城市，这是后话了。
储蓄业务的利润没有金融交易业务来得那么快，但高明拓展这项业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现在赚到这点碎银子，他开设这家银行本来的目的就不在单纯的日常银行业务本身，而是为了一年后要生的事打下一个伏笔，而这个伏笔中储蓄业务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高明清楚地记得在前世苏联执行那个著名的‘五百天’计划（也就是著名的‘休克式改革’）前，美国人已经迅通过独资（正规军）、合资（雇佣军）在苏联的境内设立了大量‘独立核算’的皮包银行，这些银行提供较高的利息，并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