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还是杨得财那喜剧丑角儿一样的长相太逗了，那段时间里，也真是给大家带来了乐趣，很多人都开始纷纷效仿杨得财，跑到他的建筑工地去，和杨得财握手，和赵春娥女士交朋友，并表达自己愿意为赵女士提供帮助的善良愿望。
榜样的力量，真就是无穷的，愿天下的好人都能够因为一件又一件的善举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这一切，其实是有着两个神秘的契机的，那就是，当时本地区有一家类似于银行业务的农业基金会组织，是在当时提倡“人人下海，个个经商”的时代伟大号召之下，由郊区政府的领导拍板创办起来的。
中央号召要“摸着石头过河”，要各级干部带头创新，要敢想敢试。郊区的同志们都是来自于广大的农村，有着中原地区劳动人民的那种浑厚豪迈的大无畏精神，要不我们现今的中国，怎么当年就能够依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才取得了胜利呢？我们乡下人就是因为穷，所以才胆儿大。
基金会负责人的组成成分有些奇怪，本市工商界最先攫到了第一桶金的十五位精英人士是出资方，这十五个人共凑齐了有两百多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这两百多万元人民币，要是按照实际的购买价值来算的话，也就相当于是现在的两个多亿元的人民币了，也说不上是人民币贬值，主要还是现在东西又多又贵，不多印点钞票不行啊。
基金会的一把手，是由郊区政府派来的本区德高望重的纪委主任，58岁的革命老干部于世平来担任的，常务副会长就由出资最多的本地商界名流许卞山来担任，其余人等全是理事。其实，整个基金会业务的开展，几乎完全由许卞山一人来主持操作。
基金会在开张了一个月之后，因为利息高于国有银行，所以马上就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基金会的事业，一时间风生水起。
由于大家都是初次尝试金融业务，经验不足，管理不善，这次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弄丢了一袋子钱，足足有十万块呢。
基金会的小金库就设在了郊区大院的地下室里，坚固无比，也没有撬盗痕迹，还派有专人看管，（那个时候还没有监控录像设备），大家本来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便丢失了一布袋十元钞的人民币，十万块钱呢！（那年头的十万块钱，也就相当于是现在的一千万块钱了，因为那时候国内的人均月工资，最高也就是五六十块钱），直到警方根据布袋子上面的线索找到了郊区基金会的办公室，这些人才知道丢了钱。
这就是一个神秘的契机。
再就是那个打给市委宣传部部长胡立文的神秘电话，也不知道是谁打的。但是，大家此刻已经是皆大欢喜了，这些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也就无需再去关注了。
商人许卞山不失时机的在本市的老字号饭店“又一楼”设宴答谢有关领导的关怀，赴宴的有郊区的书记刘茂森和区长赵勇军以及纪委主任于世平，本市的公安局局长傅应全，郊区公安分局局长李智，黄塘镇的派出所所长查大志，市委宣传部部长胡立文，市长办公室秘书赵挺，还有一位市政府司机班的班长马宏。坐陪的还有基金会出资的几个理事，他们是开五金厂的黄大安，经营家电生意的杨顺才，跑运输的郑东奎，还有一位是有别于这些官场和商场的特殊人物，那是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他是开贸易商行的许卞山的同学兼好友，名叫宋天祥。
这一桌子十四个人，下面就要有一场精彩的餐桌对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