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新开市落寞了，和过去的郑县现在的郑州正好是打了个颠倒，变成是个小地方了。
在历史上，凡是中国小地方的官府就都是穷急生疯的，收税纳捐手段苛刻。杨顺才在新开市做生意的时候，就亲眼看到当地政府出动公安和检察院的警力，对批发市场里面的个体小商贩们采取跟踪盯梢等刑侦手段，来查处这些小生意人的偷漏税行为，这真是有点牛刀杀鸡、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味道了，抓到一条泥鳅，就恨不能一下子吃干榨尽，撸出那泥鳅的肠子头儿来。
相比之下，郑州这样的大城市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是按章纳税，就没有人再吹毛求疵的来找茬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改革开放的中国，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小城市，再到中型城市，再到大城市，简直就是跨越了人类历史的两三个时代。
当代的中国现状，就像是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无缝链接。
大城市里的中国人，都在向西方社会里的人学习，凡事都要讲究个民主不民主的问题；中小城市里的中国人只是接受民主的思想，但却缺乏民主的自觉；广大农村里的中国人就更不行了，他们不接受民主思想，从内心到现实都将自己的政治身份定位在儿童的状态，他们只希望能有一个好家长好老师好皇帝来管理好他们的一切，他们迫切的希望能有一个好人来做他们的青天大老爷，而等到那个青天大老爷因为好人不长寿的原因而挂了的时候，他们这些失去护佑的子民就好去自发的集体出殡去为那个爷送葬，呼天抢地泪飞如雨如丧考妣，以此来演绎一段鱼水情深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活剧。
人还是那些中国人，但是在不同的地域里，我们这些中国人彼此之间生活的原则，其差别那可就真是大了去了。
杨顺才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亲自带着租来的货车到禹州去进货，后来熟了也就不再跟车了。不跟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一个不能说的原因，最起码，杨顺才认为是不能跟任何人说的，他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