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漂亮的礼品盒。它是如此的漂亮、显眼，所以我刚刚打开灯一眼就看见了它。
去到沙发上坐下，然后轻轻地揭开礼品盒的包装，发现里面是一个精美的盒子，盒子上面有里面产品的图片，我顿时笑了起来，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这是一款手机，一款刚刚出来不久的高档手机。
这款手机外形时尚而且价格昂贵，前些日子经常在户外的大型广告牌上可以见到。它有着男人喜欢的硬气外形，还有着不少时尚的功能。连我这样并不追求时尚的人在看了那些广告后都怦然心动。曾经还专门去到店里去看过，但是却发现需要一万多块钱于是顿时就打消了购买的念头。[
我这个人有时候相当现实，因为我觉得花费一万多块钱去买一款手机很不划算，要知道，好点的笔记本电脑也就这个价格，两者相比较后顿时就觉得物非所值了。这与我拥有的钱的多少没有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我认为它不值。我觉得只有那些暴发户才会去干那种花大价钱购买奢侈品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钟雅燕竟然会给我送这样一个礼物。心里不禁暗暗奇怪：她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款手机？
打开盒子后即刻就发现了里面有一张字条，上面是娟秀的字迹：这手机本来是我买来准备送给我丈夫的，但是他和我离了婚。所以就只好转送给你了，但愿你能够喜欢。希望你用这个手机接听到我从世界各地打回来的电话。
原来是这样。我心里想道。不过我真的很喜欢它，当然，最关键的是不需要我去当暴发户。我也没有把她当成暴发户，因为我觉得她当时买来准备送给她丈夫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这代表的是她对自己丈夫的爱，可惜的是她的丈夫依然离开了她。这才是她最大的悲哀。由此我想道：女人最好不要在年轻的时候误入歧途，否则的话阴影会伴随她一辈子。并不是我对女性有着歧视的心理，而是因为女性太弱小了，弱小得让男人不能原谅她们的那些过错。而男人却就不一样了，即使我们曾经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是却总能够得到女性的宽容。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社会地位的差别之一。
即刻将自己的手机卡取下来安装到新手机里面去，然后给林易打电话。这款手机是如此的漂亮，让我顿时就有了想要马上使用它的冲动。
我本身就想给林易打电话，因为我需要他公司的律师去帮助孙露露。但是，就在我刚刚准备拨出他号码的那一瞬间却顿时犹豫了，因为我猛然地想到了赵梦蕾。
当初，林易提出让我与赵梦蕾离婚，条件就是他派出律师去帮助赵梦蕾不被判处死刑。我答应了，可是赵梦蕾却最终选择了死亡。虽然这件事情与那位律师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心里忽然感觉到如果自己再去请那位律师的话有些不妥，因为我不希望赵梦蕾的情况再次在孙露露的身上发生。我很怀疑那位律师的水平。不是吗？他连赵梦蕾都没有说服，连她要自寻短见的想法都没有发现，这样的律师会有什么高水平。由此可见，他也就是徒有虚名罢了。
我们医院那么多的教授，其中不少还在学术界很有名气，但是他们的水平我是知道的。现在这个社会太浮躁，真正做学问、真正有水平的又有几个？比如我自己，这样一种水平就竟然是副教授、科室主任了，其实我自己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斤两，所以经常在一个人的时候暗自汗颜，不过当我去想到周围的教授们的情况后也就释然了。
所以，真正不迷信所谓专家的人恰恰就是我们这样的。因为我们比其他的人更了解这个圈子，更看得清所谓的专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全市那么多知名的律师事务所，那么多有名气的律师，我自己去找一个好了。我心里想道。
对于律师来讲，我对他们这个职业的理解是这样的：外乎他们有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东西，而更多的是需要关系。只要他们和法官的关系不错的话，那就很可能会打赢官司，就很可能会成为所谓的知名律师了。我从来都不相信所谓的法律的公正。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都是如此，何况我们的？要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可比我们的早存在上百年呢。
正如我说童瑶的那句话：我们国家的办案人员总习惯于有罪论，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其实这里面就已经反映了很实质的问题了。
对于有罪论与罪论有一个形象的例子：邻居到衙门告你昨夜偷鸡，县老爷就预设你确实犯了偷鸡的罪，除非你能证明自己不可能偷鸡，比如隔壁村李寡妇哭喊着帮你证明你昨夜其实在她家吃火锅吃到凌晨，这样你才算没罪。这就是有罪论。
邻居到衙门告你昨夜偷鸡，县老爷预设你清白，除非他能找到你果真偷鸡的证据，比如隔壁村李寡妇说昨夜你莫名其妙请她吃鸡肉火锅，衙役从你家垃圾桶翻出鸡骨头做n鉴定，结果此受害鸡与邻居家老母鸡乃母子关系，这样你才算有罪。这就是罪论。
发现自己的思绪又开始莫名其妙地散发了，急忙去想：给谁打电话呢？
现在，我发现自己变得可笑起来：拿着这个新电话，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该给谁打这第一个电话了，也许是自己确实没有什么朋友，也许是自己很珍惜这部新电话的第一次。
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庄晴，最近还好吗？”电话接通后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