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博林收敛自己的仪态，很是平静，他说道：
“咸国二十余年间战事不休，真正的太平年月不过最近六七年，这六七年的太平细究起来，仍得益于二十年前土地新政与工商解禁之举。
因而在下以为咸国当下盛于外，而非盛于内，真正之强盛当是先国富民强，后国强民富，最后兼济两者，图强中原指日可待。”
百里燕原本已无继续听的兴致，不想薛博林一席话激起心头千层浪，这让他想到二十年前与咸王曾有此番谈话。他忙问道：
“那请问薛公子，可有具体治国之道？”
“回永兴侯，侯爷二十年来兴教化，昌工商，扶农桑，深入人心普惠天下，此举当坚定不移继续推行，直至永久。再者，民乃国之本，咸国人口仅一千七百余万，老弱频多而精壮劳力骤少，此乃我国三十年内之大患。
窃以为侯爷修生养息不轻易言战乃是上策，与之对应的便应该鼓励生养，广推教化普及医所，减少幼儿夭折与孩童疫病，待二十年三十年后，人口元气恢复，人才层出不穷，籍此再回哺农工商三业，继而往复循环生生不息。可收国富民强之效。”
薛博林侃侃而谈深得百里燕心意，此人虽黑瘦貌不惊人，但铿锵有力的谈吐，紧密的语言组织逻辑，给人以颇为强大气场的深刻印象。
百里燕不禁蹙其眉头细思他之所言，而后再次问他：
“那又如何国强而民富，最终又如何兼济二者呢？”
“回永兴侯话，国富民强是因当下国体使然无法改变，而要想国强民富势又必再行新法，以革国富民强之积弊。”
“哦，薛公子以为当下国富民强之法仍有大弊端？”
百里燕好奇问他，卤侯只觉得薛博林说话没有分寸，遂是沉声说道：
“博林，永兴侯新政世人有目共睹，如此妄言新政积弊，成何体统，还不住口。”
这时百里燕摆了摆手与卤侯说：
“卤侯且请息怒，暂且听完薛公子所言再做评论也无妨。”
“嗯，永兴侯大量，博林，你且继续说吧。”
卤侯收敛起不快，薛博林壮着胆子继续说：
“永兴新政以低保田分于百姓，不分男女老弱，人人生来可得自属土地，一改以往土地集中于权贵，而权贵荒驰兼并，乃至私自蓄养隐户屯积粮草，拒不纳钱粮等弊端。
百姓因人人得享自家田亩而勤于耕种，加之先进农作之法积肥法普惠全国，农业产力大为增加，此举富国了，也强兵了，民也得以果腹。而人人得以满足，却不知其中所隐之巨大弊端。
普天之下，土地虽大，却不会增长，土地虽多，田亩却少，粮田更少。然人口却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要有人便会一直生养。
待日后国富民强天下归于一国，天下太平了，人人不断生育儿女，朝廷不断将田分给百姓。一年两年十年三十年并无大碍，然若百年之后两百年之后，人口不断增长，这天下的土地却是不会增长，到那时，人比田多，又该如何。
进一步说，咸国一统天下之前，此隐弊尚且可除，倘若天下一统，各股势力竞相私分利益，分的无不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到那时再推土地新政以代之，恐再无可能。
甚至那时举国上下志得意满而忘乎所以，继续以当下新政推而广之，若干年后，人口增长与开垦土地必成内患，还请永兴侯明鉴。”
要说这么些年来百里燕市面也见得多了，北半球的文明也好，宗伯泰的易算之法也罢，无不是令人大开眼界，却从没哪一桩事能给他以如此震撼的冲击。
薛博林提到了最根本性的两个人问题，既人是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资源，二是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人口增长却是无限的。
此外薛博林已经看到土地政策应该在人口较少时，普遍教育程度不高时，利益团体尚未大量繁殖之前，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这个见解是超越时代，乃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述。
当年所推新的《授田法》以低保田的形势规定了农民终身享有自留地的权利，并不得交易，此法其实是《均田法》的变相措施。
只是严苛制约了土地交易的权利，以及农业技术的完善。税法的有机调整，至少不会出现《均田法》颁布中后期天灾人祸引发的土地颗粒无收，而国家和地方权贵横征暴敛，令农民卖田，进而恶性循环，最后演变成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局面。
新的税赋和土地法有机结合，辅以赈灾、粮储和农业技术，即便灾年，百姓赋税只减少不增加，加之国库充裕，能充分调动国内市场富人手中的囤粮和国外的囤粮，只要国家机构理论上是有效的，便不会存在大规模农民起义。
但《均田法》的弊端是人人分有土地，但允许一定条件下买卖和兼并，而百里燕的《授田法》人人享有土地，死后收归国有重新分配，而生前不得交易，因此人口如若无限制暴增，土地终有一天是要分配完的。到那天，没田的人怎么办。
因此百里燕在订立《授田法》时，在序章中指出《均田法》了这一问题的潜在风险，但并没有提出解决措施，因为在二十年前的技术条件下，以及目前的环境，降低人口增长并不现实。
但百里燕留下了后门，既低保田，而不是均田。低保田充其量让人饿不死，而均田法是给予每户足够的土地，足够的土地便能供应农户足够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