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乔霏来说，司法独立只是制度改革中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弱化以党治国的原则，否则在革命党党治条件下实现司法权的独立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目前正可以借助戴国瑛对姚家的忌惮，削弱革命党对司法的干涉。
张直在司法部的手伸得太长了，在审判实践中，党部还可以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也可以直接对司法部和法院下达命令，把持党务的姚氏兄弟等于将三大分支之一的司法分支牢牢掌控在手中，对于与他们政见不同的异己，可以随意的逮捕审讯判刑，以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革命党怕是要沦为他们的姚家党了。
戴国瑛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意借刘安民这把刀剪除姚氏在司法界的势力。
看透了戴国瑛想法的乔霏自然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虽然她不希望姚家这么快就倒台，但是能够以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慢慢弱化姚家的权势，却是她喜闻乐见的。
蒋子敬与刘安民的情谊极深，两人虽然算不得师徒，但是刘安民爱才心切，当年蒋子敬在国外生活拮据，多蒙刘安民接济照顾，就连他在国内的父母去世，也是刘安民派人料理的，回国之后他能在司法界迅速站稳脚跟，也亏了刘安民的提携，这份知遇之恩，哪怕是衔草结环都无以为报，自然甘为其马前卒了。
蒋子敬的确是受刘安民之命与乔霏联系的，把从乔霏的意思告于刘安民知晓，两人一时之间相顾无言。
“不如我亲自登门拜访沈夫人？”刘安民沉吟片刻，说起来他与乔霏并不熟，也猜不透她话中的真假。
“怕是不妥，她说这件事牵连甚广，牵一发而动司法部全身。您身为长辈亲去拜访她这样一个晚辈，若是被人探知，不免要说我们是结党谋私，何况她是二姚的外甥女儿，这面上怕是有些不好看。”蒋子敬连忙阻止道。
“那这么说她是站在姚氏兄弟那一边的了？”刘安民觉得自己越来越捉摸不透乔霏的意思了。
“看起来也不像。”蒋子敬摇摇头，“她言语之中似是处处站在我们的立场，似乎与姚氏并不亲厚，她的为人也不像是两面三刀的小人，以她的教育背景来看不大可能赞同司法党化，何况她答应了我们。在取消特刑庭一事上，虽然她不出面，但会暗中帮我们联系名宿元老共同呼吁。也会尽她最大的努力帮助司法独立。”
“人家常说乔家与姚家虽是亲戚，但实际上并不亲厚，反而互相使绊子，看来似乎是真的了。”刘安民轻轻吁了一口气。
“院长，那我们该怎么办？”蒋子敬是个学者式的人物。只喜欢静静地研习法律，这些政治斗争勾心斗角让他觉得十分疲惫。
“司法独立不可不提，这是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了的，我们身为法学人，不可不捍卫宪法，特刑庭自然也有取消的必要。依我来看这两点都要提。”刘安民毅然道。
正在这些主张司法独立的人士暗中酝酿着反对司法党化行动的同时，张直也对戴国瑛直接任命刘安民为最高法院院长心怀不满，只不过他还没有意识到戴国瑛的心思。这要归功于姚立言有些太得意忘形了，让他手下的爪牙们也变得看不清形势，一个个不知收敛，反倒变本加厉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刘安民是张直的宿敌，他也猜到了刘安民上位之后必然对他不利。便想了法子要进一步削弱法院的权力，他提出一个新的司法制度改革案。此案的大意是现有的法院太拘泥证据了，往往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网，解决之道是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的，法院或其他法定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如果得到中央党部的书面证明，则连上诉的权利都没有。
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案子，只需要党部的一纸证明，就可以定罪处罚，法院连审问的权力都没有，几乎可以算是形同虚设，完全架空了法院，就算是刘安民当了最高法院院长也不过是一个傀儡，司法权完全把持于党部之手。
尽管这个改革案十分荒谬，但实际上在社会上引发的影响并不大，司法部里安插了大量姚氏一系的人，自然不会对这个改革案有什么异议，这么多年来司法界的人士也都习惯了在党部的操纵之下工作，刘安民这样的独立派毕竟还是少数，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
在一片平静之中，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改革案要顺利通过了，没想到前国母乔月诃突然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以少见的愤怒狠狠地驳斥了张直的改革案。
自从卢林去世之后，乔月诃深居简出，不问政治，只专注于对妇女儿童的帮助扶持，抗倭战争开始之后，又亲自筹款募集物资，上前线鼓舞士气，在国人心中威望极高，在革命党中也十分受人敬重。
这是她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与政治相关的言论，言辞还是少有的严厉，怒斥张直破坏卢林极力维护的司法独立，瞬间震动朝野，引来一片议论之声，张直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向与世无争的乔月诃竟然会主动站出来为刘安民撑腰，一时间也慌了手脚。
可乔月诃说的话句句在理，她身为卢林的遗孀，也是他意志的继承者，司法独立是卢林生前一直坚持的，面对破坏卢林主张的行为她自然有权开口说话。
被乔月诃言辞凌厉地驳斥之后，张直的面子自然挂不住，怀恨在心，可又无计可施，只能按兵不动，还指望着他的主子戴国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