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兄的喝问下，洪迈这才想起自己跑过来的缘由，他狠狠瞪了一眼目无尊长的沈敏，方才转过头去对着两位兄长拱手说道：“是弋阳陈公长卿上门吊唁来了，弟不敢自专，方才请两位兄长外出见客。”
听到三弟口中报出的名字，洪适下意识的便站了起来，惊讶的开口问道：“陈公不是出知蜀地汉州去了么，怎么又折返了回来？”
洪迈道：“陈公尚未入蜀，而朝廷诏还陈公入朝为吏部尚书的旨意已经赶到了。陈公说，既然要返回临安，那么就不可不亲临致祭父亲，以全乡党、朋友之谊。还请两位兄长快快前去，不要让陈公久等，令我家失礼吧…”
跪坐在一侧的沈敏，默不作声的倾听着洪氏兄弟之间的交谈，这种士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大约就是他最为欠缺的知识了。
虽然这些日子在洪氏父子身边，他倒是对大宋的政治格局有了一个基本认识，赵构南渡在临安建立行在之后，朝中就有南下的北方官员和南方本地官员两个派系。
赵鼎、吕颐浩就是南下北方官员的领袖，鉴于大宋过去的体制，一向是出了汴梁城就是地方官，很难再去影响中枢的政策，是以南下的北方官员虽然不及南方本地官员多，但却一直都牢牢把持着绍兴初年的朝政。
只是后来赵鼎、吕颐浩这两位北人官员的领袖，因为对北伐方案的急、缓之策发生了争执，导致了北人官员团体的分裂，这才让秦桧借助南方官员的支持加上迎合赵构的主和建议，一举夺取了朝堂的执政之权，把主战派官员贬斥出了朝中。
让南方官员和百姓团结到秦桧身边，失去了控制朝政权力的原因。除了这些北人官员在朝中独揽大权好用私人，迫使许多受到排挤的南方官员投入到主和派的团体中外。
最重要的还是，这些试图收复家乡的北人官员过于急功近利，盲目扩大军队，为了赡养庞大的军队数目，就不得不对南方百姓进行残酷的压榨，设立了月桩钱和经总制钱这样的杂税盘剥小民，使得主战的北人官员失去了南方的人心。
而控制了朝堂的南方官员其实也并不是一条心，秦党党羽多为两浙、福建人士，至于江西、四川两地的士人同样被秦党所打压。特别是四川士人最为秦桧所提防，在他担任独相的期间，朝中几乎就没有四川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便是因为四川士人的领袖张浚是个主战派，且川陕一带的军将，如吴氏兄弟又都是其部属。对于这种军政两头都有坚定支持者的士人领袖，自然就被秦桧视为政治上的首要敌人了。
至于江西士人，虽然同样反对朝廷以月桩钱和经总制钱的名目盘剥百姓，但是身处于长江中游的江西人同样很清楚，一旦金兵南下江西必然是首当其冲的。因此，大多数的江西士人还是不能苟同，秦桧以和平名义大肆削弱军队力量的政策的。
从心理上来说，大多数江西人其实想要的是个守字，而不是战与和。只不过这个选项实在是没什么市场，所以江西士人便不得不在战、和两派中选择其一。
而在主和派眼里，金国如果再强势一些，大宋不如干脆将长江以北的地方都让出去，只守住长江天险就好。反正北人也就是骑兵犀利，而骑兵在江南这种山多水多的地形中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当初金兵在高桥不就失败了么。
对于江西人来说，主和派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一旦长江成为了前线，江西就立刻成为了前线的缓冲地。自从宋金以秦岭-淮河一线分界议和之后，长江以北的土地立刻就荒废了下去，比如饶州府的上田在10-20贯一亩，但是长江对岸再好的田地也值不得一贯一亩。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差价，就是因为大宋官员对于和北方游牧民族相邻的土地，一向是当做迟滞骑兵的地形来使用的。哪怕是一片平原，他们也会栽种上树木，引水灌于低处形成沼泽湖泊，以迫使骑兵无法集结驰骋。
这样的措施有没有效果，应该说还是有那么一些效果的，但是这种消极的防御方式给边民带来的伤害却更大。如果大宋的边境地区连民众都待不下去了，还有什么人来保卫这些土地呢？
不过对于大宋的官员来说，只要能够给他们带来心理上安慰的措施，他们是从来不会去考虑地方民众的损失的。所以杜充这样的官员才敢于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企图以此阻挡身后追兵。
只是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北宋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
大宋的百姓自然是知道朝廷的官员是什么德行的，因此对于靠近前线的田地宁可抛荒，也是不愿被自家官员坑成鱼鳖的。
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宋金两国的边界，江西还可享受着后方的悠闲生活。一旦边界退让到了长江一线，江西立刻就变成了下一个江北。先不要说着鄱阳湖周边的良田能不能保住，光是被州县抓差役为军队服役，就不知有多少人家要破产了。
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江西人宁可出点钱，也是不愿意家破人亡的。于是他们便只能选择主战派。而洪皓和陈康伯，便是江西士人中名声最大的领袖了。当然，就名望上来说，出使金国15年，全节而归的洪皓还是要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