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简朴的方桌上放着十数杯刚刚泡出的茶汤，站在桌边的沈敏先是和身旁众人一一闻过其中香味，然后便邀请众人一起分汤尝味。等到他们把全部茶汤品完之后，给了大家一点时间回味，沈敏已经迫不及待的向众人询问道：“我觉得编号2、5、9、13这四杯茶的味道还可以，你们觉得呢？”
沈正礼道：“我喜欢3、5、10、11这几杯茶汤。”董先则慢吞吞的说道：“还是5、9、10最合我的口味。”曹乐真则小心观察着沈敏的神色道：“5号和13号的香气最好，其他的我觉得还是不及团茶啊。”齐彦河则皱了皱眉头道：“我怎么觉得每一杯都差不多，不过比团茶可清爽的多了…”
经过了和众人的一番讨论，沈敏方才总结道：“这么看来5号最合大家的口味，不过阿先、乐真，你们再找乡里帮着尝尝味道，看那种茶最受欢迎。毕竟我们制作的茶是要拿出去卖的，可不是给我们自己喝的，不可自己糊弄自己…”
拜上辈子流行了一阵普洱茶热，沈敏倒是去深入的了解一下普洱茶的制法和同其他茶叶之间的区别。虽然他不是什么制茶师，但却起码了知道了后世几种发酵茶的制作流程，特别是这个时代还没出现的炒青法。
宋代的茶叶制作虽然比之盛唐是大大的精益求精了，但是中国古代手工制茶的巅峰却是在明代，确切的说应该是明末清初。而明代制茶所贡献的独特技术，一是炒青法，二便是渥堆。
这两项技术对于制茶最大的贡献，其实就是增加了茶叶的产量。宋代的蒸青团茶，实际上对原料的挑选是非常严格的，不仅只取芽头，甚至还限定了摘取时间。而炒青和渥堆，不仅降低了对于原料的要求，更是增加了茶叶的储藏时间，发酵茶叶自然是越陈越好。
这个时代的茶叶产区大多在淮河以南，也就是说茶叶产区几乎全在大宋，即便是占据了中原的金国，也必须要从大宋进口茶叶。而大宋茶叶产区又被分为两块，四川和四川以外。其中四川占据了大宋茶叶产量的40，据说一年有将近三千万斤的茶叶产量，也就是说整个大宋一年产出的茶叶大约在6-7千万斤上下。
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宋来说，茶叶经济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规模了，基本上每个宋人头上可以分摊到一斤茶叶。只是大宋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并没有这么高，其中近一半的茶叶是对外销售的。
而大宋政府对于茶叶贸易从专卖制到茶引制，一年下来大约可从茶叶贸易中收税近300万贯，可见其中盘剥之狠了。
首先茶农所生产的茶是不得私自出售的，一律要卖给官府名下的‘山场’（‘山场’再把收购的茶送到‘榷货务’），山场收购价格以品质不同差别很大，差的安徽茶15文/斤，好的杭州茶185文/斤，最好的海州茶可达850文/斤。
而工人工资是60文/天，4个人工可以采18斤茶。换句话说，人工费就差不多13文/斤了。扣除官府的利息和耗茶，低档茶根本无利可图，高档的茶叶到还有点赚头。
于是到了靖康之变前，茶户已经不愿将自家茶叶贩卖给山场，而是情愿私下贩卖给商人了。而同样的，商人向榷货务购买茶叶，哪怕最差的茶叶每斤也超过了60文，而且胥吏不仅往里面填充陈茶，甚至还填充了因为保管不善而发霉腐坏的茶叶。于是商人也是宁可选择走私茶叶，也不愿在官府这里购买了。
于是到了绍兴年间，除了四川之外，大宋其他地区的茶叶专卖制度几乎名存实亡，改为茶引制度了。茶引分‘长引’、‘短引’，前者用于长途贩运，价格是100贯/120斤；后者用于在当地销售，价格20贯/25斤。
老实说，这种茶引制度虽然简便易行，又省却了许多机构，但是将近一斤茶一贯的茶税，使得湖北一带的私茶商渐渐兴起了。这些私茶商凶猛彪悍又团结，聚集在一起穿越山岭时，甚至连地方军队都不敢去拦截。
当然对于那些有门路的大茶商来说，却又可以通过垄断对金、夏的茶叶垄断贸易获得高额利润，并以五、六折的价格大量向朝廷购买茶引，从而两头获利。
掌握了海上通道的沈敏自然懒得和那些大茶商去争夺对金、夏的陆上贸易，但是陕西、西夏等地5、6贯一斤的茶价，也是他难以放弃的。所以他才找来了饶州当地的茶户，和他们研究制作茶砖和红茶的技艺，这样制作出来的茶叶产量，自然是要远远超出旧法的。
更何况，即便江西这边无法运茶出海，福建他总还可以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就去大理找人开发普洱茶去好了。有了稳定的茶叶来源，保安军就可以直接打开辽东各游牧部族的市场，从而打通辽东和南方的物资交流之道了。
和大宋官府一心只想着茶马贸易不同，沈敏此时看重的却是辽东丰富的畜牧产品和林业产品，一旦打开了这个市场。已经把都城搬去燕京的金国，将会和过去的辽国一样，慢慢失去对于辽东部族的控制力了。一个经济上不受控制的地区，就算是同一个民族也未必会有相同的认同感，更何况辽东此时最大的部族还是和女真人有着深仇大恨的契丹等民族。
被沈敏请来两名茶工，原本以为这位年轻的官人只是一时的异想天开，这种前所未有的制茶法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但是今日尝到了他们按照沈敏指点制作的茶叶后，方才发觉这种新方法制作出来的茶叶倒是别有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