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窈却说：“那个瞿仁杰和他爹两个人就从没安分过，总是和咱们作对，可真是苦了四郎这份儿心，一直都不忍伤害他们，可他们却越来越嚣张，他们是不是还以为四郎是怕了他们呢？”苏裴说：“咱们女人家啊，就不要为四郎在朝中的事情操心了，他必是有自己的打算，或者说对瞿式耜的为人还是了解的。否则四郎又怎么会始终留瞿式耜在内阁呢？”/p
舒窈又道：“就算是没有触犯天条，可是他们也太咄咄逼人了，就没有法子整治整治？”苏裴含笑道：“孤以为，四郎这样做才是对的，饶是天威难犯，帝王也不能用自己的喜恶随意来判罚臣下，更改律条。何况我皇家历代也没有烂施淫威的天子，人家有没有造反，只是骂两句，咱们难道还能砍了人家的头不成？”舒窈嘟着嘴生闷气，穆清扶着她的肩膀道：“姐姐说的对，大明历代大都是允许任何人表达不同意见的，而且绝对不会因个人的喜恶而治罪。/p
几个女人的话虽然有些绝对，但是事实却也大体如此，即使到了明末最变态的党政时期，也需要将政敌罗织出罪名才能将其打到，因言获罪在大明基本不存在。比如海瑞，扛着棺材和嘉靖爷干，嘉靖爷还是让他把棺材又白白的扛回去了，还让海青天博得了天大的清誉，嘉靖爷即使差点儿被他气死，一封天下第一言事疏便堵着气看了三回，可看罢之后，并无一句怨言。嘉靖爷说的很清楚，海瑞是比干，可他不是纣王。/p
这就是可爱的大明，生气时，人们都喜欢骂娘，然而骂过娘之后，需要站在客观立场上去处理事件的时候，道德、法律、情礼，都明晃晃的摆在眼前。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王朝是封建史当中拥有最完善法律和政治体制的朝代，漫说清朝对这些法律和政治体制进行了大部分的沿袭，就连当今我国的官僚体制，都可以找到大明时期的影子。/p
汉家自古霸王道杂之，看一看历代的科举试卷，多半都有要求帝王依法治国的话语。中国人为政的最高目标应该是这样，以法律为准绳，以礼让使人自动自发的来遵守。这便是夫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是中国传统治国理念与西方体系的最大区别。/p
科举试卷中有很多对于依法治国思想的表达，不意味着中国缺少依法治国的土壤，而恰恰说明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法律建设，所以举子们才会投其所好。考试嘛，自然是国家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考生就会集中储备相应的知识结构用以让考官检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p
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可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凡事基于法治，以法治对社会加以管理。而中国的民主法治是以法治为核心，并在法治之外包裹上礼让的外衣，让法治看上去不那么冰冷，让人们遵守起法治来觉得很有面子，能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和高尚的行为，所以人们都会自动自觉的去遵守法治。/p
一定有人会说，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西方法治人人平等如何云云。可是当西方的有钱人花了大价钱聘请律师使自身脱离制裁，而穷人只能在法律面前自认倒霉的时候，谁能说到底是人治更好些，还是法治更好些？人治与法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司法独立，可司法一旦脱离了掌控又该走向何方？枪杀总统之后被定性为神经病的意识错乱，又是怎么一回事？司法独立后，法律并非是神圣的，只有控制住法律和媒体的阶级才是‘神圣’的。如果不是政府控制了司法，那必然会是财阀。所以相较于财阀，我们更该相信司法在政府的掌控之下才是安全的。/p
《唐律疏议》也好、《大明律》也罢，又比如《宋刑统》，这些都是我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法典，然而这些都是以刑律也就是刑法为主的法典，而儒家思想在中国则形如组织法，也就是宪法。/p
这就是我们的伟大国家，不要以为我们不懂民主、不讲法治，我们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实行民主法治的国家。当我们的法律已经刻在方鼎上几千年时；当我们已经有包拯、宋慈那样铁面无私，科学断案的法治基础时，西方人还在把犯人捆绑起来扔进池塘，依靠犯人是否能够在池塘里得到上帝的救赎而判别他是否真的有罪。/p
《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p
今日是个大朝会，朱四本想要借此机会公布恩科殿试的具体日期。然而经历了昨夜倚月楼提诗之后，他求才若渴的心情略有降温。大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代替了公布殿试日期的急迫性。像瞿仁杰那样的士子毕竟太多，这是此前朱四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如果殿试之后，被吸纳进朝廷的所谓人才依然大多是重名节而轻实务之辈，朱四便是在给自己的施政不断增加阻力、是在给自己挖坑。/p
他费尽周折，才将朝中东林党人的势力打压下去。然而这种打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王朝开创的时候，文官们并不是依靠科举才走进朝堂的。像何腾蛟、王船山、顾亭林这些大佬都是大浪淘沙掏出的金子。他们学问精湛、又历经世事的变迁，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随着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