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府，几近干涸的西川水边，一中年男子负手而立。他虽衣衫染有风尘，但面色红润，体态精实，与周遭萧索凄清的光景格格不入。
“马大人……”那男子蹲下身，抓起河岸边的一抔黄土，细细凝视。左右两个背弓挟棍的随从不明所以，小声劝道，“土脏，别污了大人的衣衫。”
那男子不理他们，自深思片刻，俄然抛土起身，长叹一声：“二位不知，我虽在朝为官，亦出身于此处。祖、父一生与此物打交道，供我读书科举，侥幸得蒙圣恩，才弃耕入仕。这土生我养我，我若嫌弃，岂不成了数典忘祖之辈？”
那两个随从互看一眼，相对无言。他们受府中指派，一直贴身保护这个名叫马懋才的大人。可这位大人与旁官不同，不坐明堂，几日来反而一直在府中各乡各镇走动查访。他俩疑惑，也不敢多嘴，因为据府中胥吏透露，这马大人虽然官不大，这次出来，竟是奉了当今圣上的亲旨，是能够上达天听的人物，万万得罪怠慢不起的。
知晓了此中利害，他二人这一路端的是勤心勤力，丝毫不懈怠。
他们的小心没有错，因为这位马懋才的确是皇帝特意派出巡查地方的几个“兵备行人”之一。
去岁大明天启帝朱由校驾崩，其异母弟朱由检受遗命上位，在当年底便一举击灭为乱一时的阉党，成功稳住了内部局势，并于本年初改国号为“崇祯”。
新帝初立，就剪除大阉，好生意气风发，内部渐靖，自然将目光转向了外部。其时明廷外部有着两大隐患。其一，在关外虎视的后金；其二，荼毒于陕地的天灾人乱。这二者中，又分内外，后金为外，陕事为内。
攘外必先安内，治国之理。崇祯理政伊始就将陕地的灾情列为首要的关注目标，也因此派出了包括马懋才在内的一些人作为朝使，行耳目之责，来地方上考察灾情。
马懋才早年外出游学，自天启五年中进士后，已多年未曾回乡。他是延安府安塞人，记忆中，横亘安塞县境内的西川水虽不大，可也终年流淌，深没及膝，少时自己没少在河水中嬉戏。可现在，若非亲眼眼望着几近龟裂的西川水河床，他打死也不信这条养育自己长大的河水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陕地天灾，自天启年间便已经开始，到了今年旱魃为虐、草木凋零，从清涧自肤施沿路而行，目及所在，无不是赤地千里、十河九枯。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旱情未了，蝗灾、瘟疫接踵而至，百姓无食且病，饿殍枕藉，惨毒万状。
马懋才这次专程回乡看了看，因为有着自己的关系，家中以及几个亲近的亲戚日子还算过得去，然而更多的人因走投无路不得不掘草根、采白石为食以至于为了一点儿口粮卖子鬻妻。更令他悚然的是，听说有些地方甚至“人相食”。
这已经不是人间，而是阿鼻地狱！
马懋才在五月间结束了对陕地灾情的考察，并以自己所见所闻，详实记载在了《备陈大饥疏》，上奏崇祯帝。
其中不但有着“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等等惨绝人寰的描述，更有如“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的言语。
人为盗。
也许在此时的朝廷各级看来，只不过是些饥民而已。他们却浑无法想象，在一年、三年以至于十年二十年后，这些饥民将会与各地逃兵、矿徒甚至白莲教徒等等合流，使反抗朝廷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而这一日，很快就到来了。
崇祯八年，在马懋才写下《备陈大饥疏》的八年后，陕、晋、豫、川、楚、淮等地叛逆愈演愈烈，遍地皆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