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零零看书00kxs】。
赵曦一直在避免干预国朝的商贸事务，即便是干预，也是提纲挈领的做法，比如市易寺。
国朝的商贸发达，这是被公认的。而整个商业行为的基础，是基于这个时代对于契约精神的尊重。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利润收益高于违背契约成本很多时，契约精神必将被人抛却······这是必然。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这句话赵曦信，在后世也是被验证过的。
当收益达到一定程度时，连法律都可以践踏，更何况契约，更何况一个非官方组织的牙行？
“新立商业法令的事要广泛征求意见，不闭门造车，不仅限于朝廷官员，要多方采集意见和建议，甚至借用抵报的形式，向全国朝公开征集讨论。”
“不仅仅是工艺产业，法令要尽可能把国朝所有市易物品全部囊括进去，也要照顾到任何层级的商贾，就是农夫进城售卖自产的物品，也要尽可能的涉及，用法令的形式，该保护的保护，该处罚的处罚。”
“此事由大理寺、刑部、市易寺等多方协作进行。相关内阁一并参与······”
内阁考虑不到，也不会往立法上想，太子也一样。也是时代的原因，赵曦能想得通。
或许，大家都能看到，只不过是就这样看着漏洞，也为了自己方便。也可以说是士大夫看重操守，毕竟是尊儒的时代。
赵曦不管这些，到了如今他有一言而决的基础，也就不在乎这些。是法家还是儒家，赵曦并不在意。
关键的一点，如今的内阁没有腐儒，相对而言都是属于理性的人。
赵曦忽略法家还是儒家，不管是儒家为本，法家补充，还是法家为本，儒家补充，把这些问题都撇开，以实用为主。
这样的方式，在如今的内阁是能接受的。
“官家这是法家思维呀！”
毕竟是带出了法家的意味，都是熟读典籍的，自然能感觉得到。王安石并没有违背官家的意思，只是回到政事堂以后，有些感慨。
事实上，王安石本身也是偏向于法家的，这也是当初他推动变法之初，备受朝堂责难的原因，甚至说众叛亲离也多是这个原因。
正统之争，在所谓的先圣门徒心里，比利益之争更严重。
“什么法家儒家，能强国富民，便拿来用之。王相居然纠结此事？”
章惇对王安石是了解的，觉得王安石这样感慨实在没有基础。
“老夫倒不是纠结法家还是儒家，只是官家让此事广泛征求意见，这本身就是一个广而告之的过程。一旦此事公之于众，我等内阁受非议·······唉！”
“且不说世间士林，就说阁老院的责难，恐怕也足够我等应付了。”
又是一次背锅。王安石都已经习惯了，从早年变法开始，自己就一直替官家背锅，到了执掌朝政，身居内阁首辅，还是得替官家背锅。
关键是，这锅他脱不开······这感觉不好。
儒家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lún_lǐ，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
而法家，则提出的方案是要法、术、势兼备，也就是说，既要用严刑峻法，让人们害怕，又要用各种手段，让别人抓不住把柄。关键是要运用权威，让人们服从。
“所谓礼法，又怎能完全的割裂开论之？”
“纵观历史，凡强盛之王朝，皆为法礼并用。汉武，唐宗，哪一个不是礼法并行的时代？”
“官家曾有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法还是礼，自有实践评判。”
“尊儒和借法家之治，这并不矛盾，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还好，如今的内阁，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并不拘泥于法家还是儒家，着重于大宋的强盛，着重于治国安邦。
这是王安石稍微轻松的，最起码内部是统一的。作为国朝的最高决策层，内阁诸位能统一了，就不用担心方略能不能推动的问题。
至于被人非议，那又怎样？他王安石本来就有虽千万人而独往矣的风骨。
大宋的强盛，国朝的千秋万代，才是作为内阁该考虑的。谁是谁非，自有后世评说。
既然内阁暂时没有异议，也就可以开始着手安排各项事宜了。
······
朝廷的监督体制还是有效的，雄州工匠案一直没有判决，而监察衙门的奏报虽然延迟，终归还是来了。
“官家，雄州衙门没做判决，监察官也暂时未发现雄州知府有贪赃枉法之为。并且，监察官对**的本身也做了详细的调查。”
“也是因为知其缘由，监察官不敢擅自做主，才逐级奏报，请监察总衙予以回复。”
范纯仁很轻松，雄州一案，事发偶然，官家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并非故意安排。但是，在整个**中，监察官经受住了考验，甚至可以说代表整个监察衙门经受住了考验。
“雄州陆家，自始至终未向雄州衙门施压，也不曾在衙门走动以求判决。完全是以苦主的身份，依照正常的流程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