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围绕着相权展开的党争，持续了足足三年之久，由于皇帝刘维箴的态度，王士廪始终占据着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过相当的妥协，以寻求合作，但做得更多的，是以各种手段，对政敌进行打压。
曾公亮、富弼、赵尚范（赵匡赞之后）等重臣，逐一被排挤出中枢。如欧阳修者，更是流贬地方，虽然并不是太看得上这些清流，但他们在士林中的名望太高，手里的笔杆子，还是很厉害的。
王士廪在秉政后期的表现，很符合权相乃至奸相的特征，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反派。他的权谋，尽用在安抚皇帝，打压政敌，巩固地位上，为一己之私欲，致朝政陷入昏乱，以致政务紊乱，士心躁动，人浮于事。
虽然对朝局的震荡，皇帝刘维箴要负很大责任，但最终一锤定音，把王士廪赶下台去的，还是刘维箴。皇帝在帝国体制内的权威，可远未被消磨干净，它始终存在，只看坐朝者愿不愿意去行使罢了。
王士廪几乎在火山口坐了三年多，并且从各方面，牢牢地压制着屁股下的汹涌。然而，在长期的对抗中，他也难免失策，乃至失智。
而他最大的过失，就在于，在长时间的执政生涯中，他逐渐忽视了，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究竟来源于何人。
正统二十四年（1065）正月，春寒料峭，时年48岁的皇帝刘维箴在宠幸一名宫娥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兴奋，以致昏厥，消息传开后，朝野震荡，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