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林的是个神经粗大的人。身为革委会时代出来的官员，这是个优点。
要是怕这怕那，他也到不了企业局长的位置，只能在村里刨一辈子的土，或者做一辈子的工作队驻村干部。童大林用伟大的胸怀承受了包书记的恼怒，一路狂奔到周市长的办公室，顾不得形象不堪，首先大声道：“国务院的人来了。”
“国务院？”周市长正在欣赏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稿件。如果不是趁着三角债的热风，他的文章是没有资格登上中央大报的，至少没有这么轻松。
但是，再好的报纸，也比不上国务院的震撼啊。
童大林猛点头，将自己所知的信息一股脑的倒出来，说道：“和苏城一起来的那个，说自己是国务院的，直接进了包书记的办公室。我看到包书记接待了。”
周市长先是一愣，旋即一惊。
和童大林一样，他只用简单的思路就能分析出国务院干部的来意。而且，周市长想的还要远：如果不是有什么重要工作，怎么能到了地方就去找书记？又是什么重要工作，不派浩浩荡荡的队伍，竟然只来一名干部。
想来想去，只有三角债问题严重化，能涵盖所有疑问——正是因为它很严重，中央干部才要一边解决问题，一边藏着掖着。
“不好办啊。你们企业局要马上行动起来，首先做两件事，第一是调查下属企业的债务情况，第二是整理一份解决方案出来。”周市长并不知道中央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国务院组成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否则不可能如此镇定的布置任务。
董大林就显的紧张多了，不安的道：“我们企业局早就让各企业报告债务状况了，都假的很，光是要贷款，要补助。要政策的。现在查账也来不及了吧。”
“找一两家重点的企业，比如滨化工业，查一下他们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真的草包是做不到常务市长的，周度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判断下，进行了一次错误的政治投机。除此以外，他的头脑都很清醒。
童大林不太愿意：“滨化集团去年就在借钱发工资了，他们是早年的厂。设备也落后了。退休工人也多了，负担重呀，比其他企业困难的多。用他们做基础。得到的结论不客观吧。再说了，咱们让他们报告，这个报告万一再被人家摸到了。那就不好了。”
“看看他们的情况能坏到什么程度，总得有个心理准备。”周大林已经意识到这一关不好过了。他现在稍微有些后悔，发文章以前，是该仔细进行一次摸底调查的，也怪董大林这个粗心鬼，换成自己的秘书做企业局局长，早该把账先查出来。
他其实冤枉了童大林。童大林是查过下属企业账目的。不过，他是数月前查的，又选了自己有印象的几个企业。也就是情况较好的企业，得到的结论自然片面。
两个人在这厢密议。苏城、胡集和包波三人，已经谈到了深入的地方。
胡集并不隐瞒包波，将国务院关于三角债的全国摸底情况和盘托出，惊出包波一身冷汗后，说道：“我是给越司长打前站的，除了通报情况以外。想请包书记先建立一个清欠办公室，召集一些素质过硬的干部，并请包书记和晁市长主持大局。清欠办公室的清理金额的是5万元。山*东地区以济*南为中心，凡是同一家企业的欠款超过5万元，就要列入清欠办公室的名单中。一家家的清理过去。”
晁市长是正牌的市长。他和包书记一起加入清欠办公室，就在层面上统一了市委和市政府。免得互相扯皮。如果不是苏城的话，这种经验要到5个月后，才在全国推广，也是到那个时候，清欠才略有成效。
包波对清欠办公室的规格有了疑惑，又问道：“不是以省里牵头吗？”
“省里也要搞，但要先从省城搞起来，培养和培训一批干部，少量清理一些债务练手。然后再建立全省范围内的清欠办公室。”胡集解释的非常细致，他需要包书记的配合，否则工作是推行不下去的。
苏城也简单的说了一句：“清欠最忌地方保护。全国一盘棋，只有解开了连环债务链，本地企业才能真正走出三角债的危险。各地市处理具体的清欠工作，省里支持和协调，国务院指挥和督办。”
胡集赞同的道：“苏董是我们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的顾问。他在《经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领导们看了都拍手称赞，说是理解深刻，我们现在的政策，有苏董的心血在里面。也是因为苏董在济*南的缘故，我们第一批的清欠城市，才选择了济*南市。”
他说的好像是好事似的，但对于喜欢捂盖子的党政干部来说，被列位第一批清欠的城市，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包书记已经悄然将苏城划入扫把星的行列，但是还不得不笑对这朵扫把星。
两天后，越司长带着中央领导的最新指示，来到了济*南市，并分别拜见了包书记，以及省委的姬书记，接着参观了济*南市的清欠办，继而马不停蹄的培训这些清欠办的干部。
这种作风，与以往虚飘飘来，轻飘飘去的中央干部截然不同，也激起了包书记和晁市长的公心，人家越司长都如此认真，也说明确实是兹事体大了。
历史上，国务院1990年就把整顿经济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清理三角债”。但是，清欠进行到1991年都没有起色，直到中央出动了副总理朱镕基这